酷儿理论与永恒的战争 #

作者：Maya Mikdashi；Jasbir K. Puar
翻译：Zirui Wang

如果酷儿理论从别处发源而来，还能获得如今的辨识度吗？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指引了我们对酷儿理论与区域研究交叉性的思考，从笔者的角度看，亦即“跨国的中东研究”课题。

我们在探求学科与档案的知识生产位置时，在摸索哪些政治、经济、社会版图盘活了酷儿理论与中东研究时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最终对近期的一些跳出了“酷儿理论”与“中东研究”边界的理论贡献做出了概述，并回到最初的问题：假设从欧美语境的历史、性、位置或身体中脱离出来，酷儿理论会有什么面貌？

不论位置或区域，档案或地缘政治历史，美国在酷儿理论与方法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即使在欧洲、澳洲、加拿大、新西兰也是如此）。美国的档案和方法似乎掌握了判定其他地理位置是否能被解读的大权。我们注意到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大部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酷儿理论著作都着力于追溯“酷儿”与美利坚帝国步伐一致的、霸权的流变。为了摸清“酷儿”这一据称是外部施加的产物是如何以复杂的方式被协商与抵制的，全球南部的“地方”被悄无声息地提炼为原始数据，不断滋养着一个日益强盛的“全球”，而“性研究”是常见的发生地点。

几十年来，尽管经历了多次强有力的干预，这种认识论问题依旧存在。对区域与地方的商品化导致了一种双重运动。并不只是酷儿理论潜移默化地把区域研究逼入了美国研究的狭隘角落，更尖锐的问题在于其它区域也确实只有在其狭隘化的语境里才能被看见、被折射。因而本圆桌讨论的提法值得注意。“酷儿理论与区域研究”表明酷儿理论本身没有被具体地点所标记和吞并。（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本圆桌讨论更名为“美国研究与区域研究”或“作为区域研究的酷儿理论”）这可能并不是酷儿理论独有的问题，而是在美国学术界流动的霸权地位下形成的普遍矛盾。毕竟本文的两位笔者都曾在美国学术界接受研究生教育，如今也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笔者之一有区域理论与人类学的学术与教学背景，另一位则是“美国学家”，一个隐形的区域研究，也是其他区域得以被“研究”，得以发端和被定义的源头。另一个例子则是美国的妇女、性别、性研究学部现在不仅出现在西欧国家，还蔓延至了诸多东欧、南欧甚至全球南部的地区。在不同地缘政治上原封不动地做酷儿理论，是在助长同性恋国家主义而不自知，也不容易接受在“区域研究体”视域下开展的知识生产。一部分原因或许在于，区域研究所必须的落足、定位、限定的学科性质会令人恐惧，会与酷儿反基础主义的冲劲背道而驰。并且，很少人认为酷儿理论学家的学术成果能捕捉到区域研究的潜力。从一开始，酷儿理论家涉及区域的研究（很少被解读为“酷儿理论”，更多的是被视作“性研究”）就只被看成是具体问题的“案例研究”，而不是对整个区域研究典型范式的扰动。

对于跨国女权主义理论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提出的区域研究批评我们深信不疑，我们自己也对这个领域（不断变化的）保守本质持批判态度（中东妇女研究期刊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与国际中东研究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是推动变化的主要力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注意到了一些缺陷。当代酷儿理论与性研究中流行的跨国主义框架通常植根于西方，造成了从西方再到其余地区的现象，又或是形成理论的和比较上的三角关系，而三角形的顶点不是美国就是西欧。区域研究中的具体地点则很少被认为具有跨国性；例如中东就是一个在历史、政治、经济上都具有深刻跨国意义的地区。

这种呼应式的循环持续不断地把美国放到仲裁和筛选的位置上，决定着理论在他处是否能被理解，决定着未来会发生什么，会学到什么，会理解什么。那是否可以应对或者避免？我们所呼吁的是基于酷儿理论的政治，目的是取代美国驱动世界未来的地位，踏上跨国的行程到达进步的终点。问题即是，既然美国以其特权彻底地塑造了酷儿的定义、能力，以及酷儿如何形成知识领域并对其它地区的酷儿身体造成影响，那么对酷儿理论中的美国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是否应该是理论工作的中心，而不应当为次要任务？美国的酷儿理论的确是同性恋国家主义的吗？又是否依赖于未经审问的、以资本化和（帝国主义）扩张为目的的民族主义呢？再进一步，Joanne Barker(2011)、Scott Morgensen(2011)等指出，酷儿理论在唤起未来，描绘进步的同时，激活了定居者的主体性。要想研究定居者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必须拒绝简化、拒绝包容美国在过去与现在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其它帝国的历史尤为重要，包括奥斯曼帝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正如美国霸权的脉络一样，这些帝国网络遍布全球，跨越地区，更关键的是它们在中东地区各自为营，互为对手。帝国脉络里流淌着的是统治术、性规范、道德制衡，当然还有殖民官僚本身——从孟买流至伦敦、开罗、加尔各答，从巴黎到苏丹到阿尔及利亚再到叙利亚，又流回巴黎。酷儿理论所依托的理论档案与这些帝国的、殖民的、定居者殖民的语境与对话密不可分，甚至一部分档案正是来自于此。中东研究的酷儿学术工作多种多样，争议不断。其中一个理论框架指出，要将性与性别的整体逻辑看作是多重的、翻译后的，它架构在地缘政治的位置之上，横跨同性恋/异性恋，酷儿/异性恋的二元划分(见Najmabadi 2005, 2013)。但另一个观点是，性通过在立法领域的高度关注（不一定是民粹主义的），合法了现代性中情感与结构的关系，所以性应该被视为一种殖民统治形式（见Massad 2008, 2015）。

我们感兴趣的是领域内一些最近的作品，它们将性与酷儿看作是生命政治操纵手段密不可分的一部分。Jasbir论巴勒斯坦的作品展示了粉红清洗与其活动家的回应是如何转移了焦点，粉饰了以色列用种族生殖技术开展的强力操控。Jasbir目前关于加沙地区的作品将视线放到了削弱身体和基建的措施上，这种措施通过激烈改造肉体的形态，对生物政治的生死之别形成挑战(Puar 2005)。Maya的作品则着眼于主流的性权利话语，探究其如何与黎巴嫩政府的男权、资本、种族、宗派性质进行对话，如何与反恐战争期间的伊斯兰教、恐同症、和世俗主义话语形成交涉(Mikdashi,2013)。Maya酷儿理论分析的中心是异性恋女性与异性恋关系的规训。她在另一个项目中试图思考在当代巴勒斯坦，异性恋本位的男性如何经历性别化（gendering），并被（毫无哀悼地）打上可屠杀的烙印，在这里Maya使用了定居者殖民与反恐战争的分析框架，并探究“危机”的长期性及其所作所为，例如在加沙地区(Mikdashi 2014b)。其它案例包括Paul Amar的作品：他反对一贯强加的东/西划分，揭示了整个人类安全国家体系以及随之被重组的、性规制的风险。Amar将“女王号”事件解读为对女性在波西米亚主义经济中所有权的剥夺，他认为Joseph Massad对开罗五十二人的解读是倾向于同性恋国家主义的。Sima Shaksari(2013,2014)涉及伊朗反恐战争时期的制裁制度、跨性别移民与庇护政治的研究告诉我们，从战争中的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到国家规制，都利用了新自由主义认知与国际法，将某些特定创伤视为高一等的事项。

这一派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要想追问，酷儿与女权理论中的不同位置、档案、和历史可以催生出哪些新对话、连结和方向——在许多层面上，我们的目标是去美国中心化。更宏观的工作是要撼动批判理论的版图，如Edward Said和Gayatri Spivak所言——大部分“地区”的研究都是在全球北部档案中产生的认识论与理论框架下开展的，这些档案无法从帝国历史与殖民档案中脱身，也无法摆脱主导与榨取的战略。

在跨国的中东，纷争不曾停歇。美国正对阿富汗与伊拉克实施侵占，此前的两次海湾战争也仍未结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施行的定居者殖民政策背后是美国的财政支持，随之而来的是巴勒斯坦难民被迫离散到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等国；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代理人冷战遍布全域；当前叙利亚的战火除了有叙利亚军方与多个跨国伊斯兰运动的参与之外，还有超过八个国家的身影；库尔德的国民愿景仍被土耳其、伊拉克、伊朗所殖民主导；西撒哈拉地区仍在被殖民，被外来者定居；ISIS(伊斯兰国)仍在轰炸平民，占领城市，杀戮不断，让叛教者与宗教少数群体、性少数群体生不如死，当然，被占领地区的女性也不例外。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制下，区域性贫穷与落后辐射辽阔，而其中伊拉克与伊朗则是备受国际制裁的迫害。阿拉伯起义余波未消，埃及、突尼斯的革命和反革命浪潮与动乱阴影尚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区域性的、全球性的冲突，长期、半长期的战争与战事。在这样的语境下，酷儿的组织动员、档案、理论、实践、可见性、机构、知识生产项目有会有哪些新形态？酷儿生命力在这些社会政治空间中摇摇欲坠，但却并非例外：原因正是战争、种族灭绝、侵占、压迫、独裁、恐怖主义、杀戮交织成了当地大多居民日常生活。例如，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后，酷儿有何新面貌？再者，在二零一五年的黎巴嫩，每三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是从其它中东区域避战而来的难民。是什么激发了我们去寻找，去探索什么能被称为酷儿，什么能被论为酷儿？为了被认同为酷儿的身体，有哪些必然的使命或身份，又有谁可以来认同？我们想要这种认同吗？如果是，那又从何说起，又有何目标？我们如何从这些地点中提炼出理论，又若成功的话，我们的理论是否植根于区域研究而非酷儿理论？比方说，“恐同”也许是最常用来描述对同性关系的伤害的词。作为一个术语，“恐同”很合宜地表述了当代中东数个城市中酷儿受到的歧视——笔者也讨论过“恐同”一词在美国和当代中东之间的传播(Puar and Mikdashi 2012)。但是，恐同仍然是一种同质的、扁平的话语。在贝鲁特，“恐同”的提法整合了其它一些性别、种族、经济的仇恨。例如，当工人阶级或种族化移民劳工因为男男性行为被攻击、被残暴对待，“恐同”就是这类事件最常被描述的标语。考虑到移民劳工（包括家庭劳务）日复一日受到的暴力，这也许是不惊讶的。随着恐同描述的展开，这些集种族与阶级于一体的，却又只道平常事的暴力被打上标签，下放到LGBTQ权利的团体、组织，进入到跨国传播的话语体系。这些组织与话语的运作方式是把一些特定的伤害变得普遍而划一。与此同时，跨国LGBTQ权利的话语并不只是植根于美国的酷儿历史和酷儿运动。它同样植根于、并也生发出白人、顺性别、男权、中产的酷儿历史，这是一种抹除了美国的种族、性、阶级统治而被搬到台面上的历史。过去与现在的统治历史被抹去，“全球LGBTQ运动”也藉此浮出水面。

我们不再关注显而易见的酷儿组织、酷儿行动，不再关注酷儿身体如何被指称，在被美国研究包围的酷儿理论中，这些映像大多被当作了酷儿活力论抑或是“性研究”的证据。相反，我们注意到，对从事跨国中东研究或以此为视角的人而言，更要紧的是：酷儿理论应该如何产生，并如何与战争造成的大规模死亡与衰弱进行对话？如果同性恋国家主义正是想要以跨国的、帝国的、定居者殖民的形式来生产与固化性与性别化的创伤，那么酷儿理论（仍然）需要性的、性别化的身体或创伤吗？或许我们应该把战争与殖民放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下，重新思考性伤害的含义，重新思考“性”与“性别化”伤害与暴力的表述及其第一时间产生了怎样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在当代的中东地区，这些表述又是如何对死亡与伤害做出裁判，决定哪些是值得一提、应该哀悼的，哪些只是“附带损失”而已？类似附带损失的表述现在已是随处可见，它们又唤起了哪些性别与种族的档案？

在巴勒斯坦，同样的日常实践被束缚在激烈军事化的安全框架与边境监管中，共同造就了一个深受限制的肉体经济。一直以来，Aswat、Al-qaws、PQBDS（巴勒斯坦酷儿联合抵制&撤资&制裁组织）等组织都在以酷儿反抗之名来抵制侵略。以色列的行为包括控制食物，枪击伤害，暴露武器有害物，破坏水源、健康与电力设施，均造成了其它形式的身体经验，比如发育迟缓：在医学上讲即儿童时期生长放慢，影响“正常”成年过程的一个现象。这些行为创造了一批经改造的实验人体，对人类形态的改造就是通过破坏卫生健康基础设施来维持的，由此，伤残(the crippled)也会被改造为身障(the diasbled)。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是结构性的，杜绝了伤残的身障者通过医疗来康复的可能。伤残的身体既不对常态造成挑战，也不具备跨越性的非常态特征，可伤残本身的存在就足以打破这种二元论，所以我们想要将伤残看作酷儿的身体吗？

身体差异的激增是多方面且弥散的。两次海湾战争遗留在伊拉克的贫铀污染致使先天性障碍与癌症患病率剧增(Dewachi 2013)。阿富汗的假肢佩戴人数最多，部位包括了腿、手臂、眼睛到阴茎。我们想要把这些身体——一定程度上是美帝国占领与统治的结果——叫做酷儿的身体吗？（在美国语境下，残障研究一直主张将身体障碍看作是酷儿性的，却一直未被酷儿理论采纳，在为数不多的例外中，就算残障被酷儿研究关注也是二者的交叉成像——残障即酷儿/酷儿的残障——而不是将残障看作一种足以改变酷儿性本身及对酷儿身体的解读的、生命政治的向量。）至今，反恐战争仅仅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就已经杀害了逾一百三十万人（据保守估计）。如此，对于酷儿理论在性化人类形态、追求可见的“酷儿性”上的普遍执迷与追求，我们还应该深陷其中吗？这些死亡人数并未反映出美国反恐战争在叙利亚、也门、索马里的杀戮，也没有反映出美国的同盟以各自的名义开展的反恐战争，例如，在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框架下，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和对自己的人民开战；以色列开展了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与对黎巴嫩的战争。一百三十万的死亡数字同样忽略了许许多多被战争所残疾、所衰弱的伤员，这一部分数字很轻易地就被摘除，连附带损害都算不上了。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是随意杀戮、残害和打击的对象，而针对伊斯兰、阿拉伯、中东建立起的性、性别化、阶级化、种族化跨国话语正是帮凶之一。要知道，这些话语并不是二零零一年反恐战争的产物；被性化、性别化、阶级化的话语体系已经攀升至当代的巅峰，反恐战争不过是一个代言形象。

酷儿理论理所当然地被衬为美国研究，而不同语境则能扰动这块背景板，它们也因此有潜力将酷儿理论推至意想不到的方向。区域研究之于酷儿理论的关系是多元的、活力的、有开创性潜力的，但前提是两个学科需要将各自的研究档案、理论假设、关键术语、探寻领域相互融合与冲突，以及相互扰动。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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