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清洗 #

Decolonize Palestine. Purplewashing. 4 Apr. 2021, https://decolonizepalestine.com/rainbow-washing/purplewashing/.

作者：Decolonize Palestine
翻译：Claudia Huang
原文：链接

“紫色清洗”指代以下情形：当某国或某组织借用女性权利和女权主义来粉饰自己，以掩盖他们具有危害性的意图和行动。

让各处的殖民者们惊愕的是，为殖民主义正名一度要容易得多。过去，围绕着殖民主义开展的话术非常直白：我们理应占有这些土地和资源，因为我们更进步；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你们是野蛮人。作为一方定居殖民地（settler-colony），以色列的殖民活动也按照这条逻辑链展开；这种观点，是对锡安主义（Zionism）创立者们想法的承继，也是以色列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将本土巴勒斯坦人视为“落后”的族群，因此不配获得他们此前一直居住的土地（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点击此处）。

而如今，直言不讳地陈述以上观点不仅是过时的，更是失礼的，即便（新）殖民主义依旧盛行。今天更为流行的做法是，将对土地和资源的窃取和掠夺，巧妙地伪装成对人权的保护，而他们企图反对和支配的敌人，则是人权的践踏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开启了这波政治宣传，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对女性权利和自由的所谓深切关怀上，其中也包括巴勒斯坦女性。这波宣传动员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紫色清洗，主要包括：

号称致力于性别平等的政治和市场策略，典型代表是西方国家的洗白宣传，不仅没有真正致力于实现男女间的平等，反而处处批评别国的性别不平等，尤其是那些穆斯林人口占据主体的国家。

这些策略强化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即巴勒斯坦/穆斯林妇女没有人权，而女权主义只存在于西方——即便不是所有巴勒斯坦妇女都是穆斯林。这种意识形态结构，被学者们称为“ 殖民女权主义”，它打着妇女权利的幌子，实为帝国主服务；在巴勒斯坦的语境中，这种语言伪饰也被称为“性别化的东方主义”（gendered Orientalism）。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穆斯林被建构成“他者”，在文化上甚至是基因上有厌女倾向。相较之下，以色列西方人顺理成章成了自由和开化的象征。女权主义的这一面，对于以色列来说，终极目标是为了宣传、提高它的国家形象，通过将女性制度性地纳入其暴力的、殖民的和种族主义的系统里，从而将巴勒斯坦人贬低为不配建国，甚至不配为人的存在。而这些系统实际上是如何奴役“他者”的女性，尤其是巴勒斯坦女性的，却鲜有人提及。

虽然带来死亡与毁灭，但是女权 #

锡安主义者将以色列标榜为女权主义的企图，主要围绕着以色列军队展开。以色列军队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以及亲以色列的组织，例如“ 法律战”计划，称赞以色列军队是“西方世界少有的以法律形式应召女性入伍的军队”。他们赞美女性也参与了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和1948年灾难日大屠杀，并为越来越多的女性承担战斗角色而欢呼。

汉娜·麦克劳德（Hannah Macleod），澳大利亚青年劳工组织女性官员，将以色列女性参军标榜为“赋权”，并督促澳大利亚也效仿这种女性参与。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有名为“以色列军中辣妹”的账号，男性杂志《风度》，也刊出过臭名昭著的“以色列国防部队女子”特辑，以色列外交部还特意举办派对以庆祝这期杂志的出版，足以见得这些媒体宣传对以色列国际声誉的重要性。以色列近期最成功的“紫色清洗”操作，要数盖尔·加朵（Gal Gadot）出演《神奇女侠》。加朵作为前以色列国防部队女战士，当2014年，以色列在对加沙的突袭中杀害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时，她在社交媒体上力挺以色列，并助力传播毫无根据的种族主义谣言，称巴勒斯坦人利用女人和小孩作为人盾。尽管如此，她的所作所为没有妨碍她被塑造成一个女性赋权的偶像。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营造以色列作为自由主义避风港的形象。而以色列军中性侵猖獗的事实，在那些光鲜亮丽的宣传册子，还有那些社交媒体推送里却不见身影。这些宣传仅仅是为了传递这样一种观念，即服务于定居殖民主义幻想的物化女性，就是女性赋权的巅峰，是令巴勒斯坦女性和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女性望尘莫及的高度。

对殖民军队的紫色清洗，这支军队除了对本土人口的征服，也是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出口方，并向当代史上最具压迫性的种族歧视政权提供武器，其中就包括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这样一支军队，是交叉性女权主义最为唾弃的存在，后者不仅力求瓦解父权，也力求终止针对所有女性的暴力。

视交叉性为最大威胁 #

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对于交叉性这一概念的理论阐述，主要由黑人女权主义作家发明并延展，它雄辩地指出，面对系统性的权力不平等，如果单单挑战它的一个方面，例如父权，而不去质疑白人至上的观念，那么只有上层社会的白人女性和其他特权阶层的女性获益，而所有其他女性都会遭殃。交叉性对女权主义的阐释，即女权主义不仅要聚焦于终结父权，还要为终结种族主义和所有其他压迫性的系统而奋斗，为巴勒斯坦赢得了来自全球的声援，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尤其是他们点明了以色列军队和美国警方之间的勾连。

锡安主义者视基于交叉性的团结为眼中钉，常常将交叉性作为一个整体来抨击。《犹太杂志》（Jewish Journal）的莫尼卡·奥斯本（Monica Osborne）声称交叉性是“比‘抵制，撤资，制裁’运动更邪恶的威胁”，而莎伦·纳扎利安（Sharon Nazarian），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的高级副董事，在美国犹太新闻媒体《前锋》（the Forward）上撰文，运用一系列神话和欠成熟的谈话要点，称女权主义是锡安主义的题中之义，表示她对于交叉性话语里日益可见的反锡安立场感到失望。

紫色清洗的以色列历史 #

抹黑交叉性和基于交叉性的团结的努力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另一种趋势转而冒头——“紫色清洗”以色列的历史。这种新的尝试聚焦于以色列历史上的人物，尤其是第四任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锡安主义者鼓吹梅厄是“20世纪女权主义和其他方面的偶像”。她最广为人知的传记标题称她为“中东铁娘子”，以及“西方首位女总理”。这表明了锡安主义者企图将以色列宣传成西方国家中获利，即便他们同时也努力将以色列描绘成中东本土国家。

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女性来说，梅厄并不比那些曾经试图，现在也仍旧试图灭绝我们的锡安主义男性大人物更“解放女性”。她曾臭名昭著地宣称巴勒斯坦人没有国家，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认同，因而杀死他们不算是种族清洗：

事情不是这样的，仿佛巴勒斯坦有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并且他们视自己为巴勒斯坦民族，而我们的到来将他们挤出了自己的国家。事实是他们根本就不曾存在。

讽刺的是，梅厄压根儿就没把自己看成是女权主义者过，这些“紫色清洗”梅厄的努力，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显得如此荒诞不经。正如传记作家埃莉诺·伯克特所言：“美国女权主义者喜欢援引果尔达，但她本人并不感冒……她对性别偏见不予理会……她也没有将她的总理身份看作女性的成就，而是果尔达个人的成就，仅此而已。”

现如今，锡安主义团体诸如哈达萨（Hadassah）和锡安联盟（Zioness coalition）越来越多地以女权主义者自居，显示在以色列哈斯卡拉主义者（hasbarist）中间普遍存在的这样一种关切，即在倚重社会公平正义议题的年代，锡安主义需要重新包装。这体现在“在21世纪定义锡安主义”，哈达萨的网络系列发言中，其中包括克洛伊·瓦尔德里（Chloe Valdery），既是锡安联盟的秘书，也是一个福音派锡安主义者，所作的名为“千禧一代的锡安主义”的讲话。该联盟最近最近被揭露是一个由阿曼达·伯曼（Amanda Berman），一个法律战项目的执行人，参与创立的伪草根组织。该组织试图将其自身和其“紫色清洗”议程植入芝加哥的铁T游行（Dyke March）和贱人徒步（Slutwalk Chicago）组织的年度抗议活动，从而引发争议。不难想象，这些尝试受到抗议活动背后激进的组织者们抵制，贱人徒步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坚定不移地反对锡安联盟借“反对不平等和父权制的抗争”来获取政治目的；他们进一步补充：

这一天本来是献给那些反对强奸文化的幸存者的，任何组织或团体企图利用并宣传自身民族主义议程的行为，都让我们觉得恶心。
我们为了每一个人抗争，这意味着我们和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同时我们坚定反对任何国家和帝国主义的立场，其中必然也包括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女性的依恋 #

锡安主义者对其民族主义议程的紫色清洗，通常表现为对巴勒斯坦女性令人作呕的关切，甚至同时他们还要抹去生活在绿线（1949停战边界）以内的巴勒斯坦女性的身份认同，而称她们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以便将以色列社会包装成“多元文化的”和宽容的（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以色列的本土傀儡约瑟夫·哈达德（Yoseph Haddad），此人以接受以色列政府资助，而充当其喉舌、扮演“以色列阿拉伯人”为生，他在脸书上发布一张图片，将其命名为“以色列阿拉伯女性：打破天花板”。在配文里，哈达德列举个体的巴勒斯坦女性从事着诸如教授、警官的职业，或干脆就是赢得一场歌唱比赛，作为否认以色列实行种族隔离的证明。哈达德还写道，“当针对女性的系统性歧视和压迫盛行中东之时，在以色列，阿拉伯女性却可以大胆做自己。”且不说单以受压迫群体里的极个别个体的成功叙事，就排除了系统性种族歧视存在的事实，这样的观念有多侮辱性，其隐含的信息更是明晃晃的歧视：生活在以色列治下的巴勒斯坦女性处境要比在巴勒斯坦的好得多。

因此，巴勒斯坦女性被描述成需要被从巴勒斯坦男性的压迫下解救。非政府组织“监视”（Monitor），一个与以色列政府和定居殖民主义运动有着密切联系的反巴组织，尤其擅长将巴勒斯坦人权组织抹黑成“恐怖主义”组织，他们发布了一份名为“ 来自巴勒斯坦女性权利非政府组织的剥削”的特别报告，谴责巴勒斯坦女权主义活动家和团体“将以色列作为性别不平等的罪魁祸首，却没有给予巴勒斯坦社会内部盛行的系统性歧视女性的做法足够的关注”。

2017年，自由锡安主义天菜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在每日野兽（Daily Beast)上刊文，指责左派忽视哈马斯的厌女倾向，并摆出一副家长式的姿态，操心“假如巴勒斯坦人可以更充分地管理他们自己”，将有什么样的前景。布雷特·史蒂芬斯（Bret Stephens），被视为一个更保守的贝纳特，即便他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歧视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经常称巴勒斯坦人是“精神病患”和“嗜血成性”，就连他也关心起巴勒斯坦女性的命运来，与贝纳特类似，他也声称那些“所谓的进步主义者现在是跟哈马斯的厌女者沆瀣一气”。在同一篇文章里，不顾睁眼说着瞎话，史蒂芬斯还声称，女性在加沙回归大游行（the Gaza Strip’s Great March of Return）里的显赫存在是由哈马斯一手炮制（指以女性身体当盾牌，逼迫巴勒斯坦女性参加游行），因为“以色列士兵更不可能对妇女开火”，他传达了一种世界观，即不像巴勒斯坦男性，以色列士兵更把巴勒斯坦妇女的命当命，好似以色列的核弹头已经精确到可以区分性别。而也有巴勒斯坦女性是自愿参与游行，以及巴勒斯坦男性同样不该被占领者杀害，这两点连提都没提。

甚至在以色列政府的官网上，有一个网页专门展示“加沙妇女现状”，以冷嘲热讽的姿态列举了巴勒斯坦妇女面临的问题，从性别暴力到就业受限，仿佛性别偏见可以彻底归因于30年前哈马斯的成立，又仿佛，加沙地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日益变得不适宜居住，跟以色列的封锁和轰炸没有关系一样。

锡安主义者的厌女也好不到哪去 #

上述对巴勒斯坦女性的依恋，实际上模糊了问题焦点，实际情况是，在整个以色列社会中盛行着锡安主义者对巴勒斯坦女性，尤其是巴勒斯坦母亲的非人化看法。这在以色列立法者阿耶莱特·沙凯德（Ayelet Shaked）的仇巴言论里昭然若揭，她公开呼吁屠杀巴勒斯坦妇女，因为是她们生出了“小恶魔”（little snakes）。无独有偶，布雷特·史蒂芬斯也在一篇穷凶极恶的檄文里攻击巴勒斯坦母亲，称巴勒斯坦母亲不像西方母亲，后者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将不妥的图案纹在身上，而前者则鼓励她们的孩子为反抗占领而战死；他接着写道，他还未曾见过哪一个以色列母亲愿意抚养一个杀人犯，仿佛在他看来，以国家名义批准的谋杀——别忘了以色列实行强制兵役制度——或者，刻意引导孩子们在导弹上涂鸦种族仇恨信息，然后将这些导弹射向黎巴嫩，这些都算不上杀人。

史蒂芬斯还公开宣称，巴勒斯坦社会“公开支持杀戮，因而够不上建国的资格”，结论是，如果巴勒斯坦人想要独立建国，他们就该向战后德国学习，重新培养健全的民族道德，并且这个过程应该“从巴勒斯坦母亲身上开始”。

莫迪凯·凯达尔（Mordechai Kedar）是一名有以色列军方特工背景的学者，他公开发表言论，称杜绝“恐怖袭击”的方法是“ 强奸巴勒斯坦战士的妻子和母亲”。这样的言论甚至得到了他所在大学辩护，称这是“中东地区的残酷现实”。这样的仇巴与厌女情绪，正如杰出学者拉巴巴·阿布杜哈迪（Rabab Abdulhadi）在《女权学论》（Feminist Studies）上撰文指出的那样，在以色列社会里肆意蔓延；2014年，以色列血洗加沙地带，以色列社交媒体上一片欢欣鼓舞，一张色情化穿戴希贾布（hijabi）女性的图像在网上疯传，配文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奸她。此外，在以色列一城市挂出了由立法机构赞助的横幅，要求以色列士兵“先暴打巴勒斯坦人的母亲，再回到自己的母亲身边！”。而最受以色列军中男性欢迎的T恤图案，是一位穿戴尼卡布（niqab）的巴勒斯坦孕妇被置于靶心之上，图示说明为，“一发，两死”。

巴勒斯坦女性之所以成为种族主义和厌女攻击的对象，是由以色列一族统治（ethnocracy）的社会性质决定。所谓一族统治，就是试图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巩固某一特定名族的主体和支配地位，其中至关重要的领域就是人口控制（demography）。在这样的思维框架里，巴勒斯坦人被视为“人口威胁”（ demographic threats）。纳德拉·沙尔霍布-凯沃尔基安（Nadera Shalhoub-Kevorkian）曾撰文指出，对人口统计学的执迷，在以色列的种族主义和性别化的政策里显露无疑，这些政策意图通过对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进行粗暴打击，来控制和减少巴勒斯坦人口，甚至扩展为，拒绝对巴勒斯坦孕妇提供必须的医疗服务。这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UNHCR）的两篇报告里都有证据表明，例如检查站拖延，不给巴勒斯坦孕妇放行医疗权限，数据显示， 68名巴勒斯坦孕妇被迫在路边分娩，导致34人流产，此外，孕期医疗服务匮乏直接构成孕龄巴勒斯坦女性死亡率上升的第三大因素。

这些政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字面意义上瞄准巴勒斯坦生命的生理再生产”，正如沙尔霍布-凯沃尔基安证明的那样，其后果是将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巴勒斯坦女性置于一个“死亡区”，该过程，是一个更为庞大的驱逐项目里必不可少的一环；该做法，和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定居殖民主义实践无异。这个死亡区，“在日常和私人层面上，将巴勒斯坦社会生活的生理、物质和文化上的再生产置于风险之中”。她还指出，这种“性暴力，是殖民统治这个庞大的权力系统，其创造权力支配的种族化机制，以及其种族灭绝的底层逻辑的核心。可以说，殖民主义的自身根基，就是性暴力的逻辑。”而对巴勒斯坦女性人身的攻击形式，包括以色列监狱里的强奸，和其他形式的、基于性别的酷刑，这与联合国的调查发现完全一致，即性暴力作为暴力冲突的一部分，“构成对最广大人口灌输恐怖的主要途径”，也是种族灭绝战略里必不可少的一环。

此外，联合国针对妇女暴力特别调查员杜布劳卡·西蒙诺维奇（Dubravka Šimonović）报告指出，以色列定居者们频频攻击上学路上的巴勒斯坦女孩，这导致一些巴勒斯坦家庭因过于担忧而将孩子停学。虽然这是由非国家行为者发动的，性别化的人权侵犯事件，但实际上得到了以色列国家的背书，因为他们的持续“失职”，既不对这种侵犯进行调查，也不惩罚侵犯者。西蒙诺维奇还指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家的闯入突击搜查和肆意拆毁，造成了创伤性的后果，其中一位妇女作证，随着突袭变成家常便饭，因为担心士兵夜间闯入卧室，她每天将身体盖得严严实实才能入睡。

要团结，不要居高临下 #

巴勒斯坦社会中存在厌女，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把以色列宣传成拯救巴勒斯坦女性脱离厌女的救世主，而非具象化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权力系统——正是这种系统强化了厌女的土壤——这样的做法更值得质疑。事实上，如山的铁证表明，不管被削弱的社群结构，不断被扰乱的法律和秩序体系，日益艰难的经济条件，被迫举家移民和难民营中拥挤不堪的居住环境，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暴行下的经历，都是导致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风险剧增的因素，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力。另外，将巴勒斯坦分而治之的官僚管理体系，尤其是将西岸划分为A、B和C区，以及将西岸和加沙地带人为分开的做法，实际上加剧了阻止性暴力和追究罪犯法律责任的难度（点击阅读更多）。

巴勒斯坦女权学者和组织者们早已对以色列针对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径，尤其是针对巴勒斯坦女性的性别化实践有所研究和抵制。正因如此，我们认为，要实现对巴勒斯坦女性的真正解放，就必须先把所有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定居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正如巴勒斯坦女权主义者，人权斗士和妇女组织代表在一则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的声明里宣告的那样：

巴勒斯坦女权主义者的斗争，是被剥夺权利的边缘女性群体的斗争，也是生活在一个占领政权治下和种族隔离政策中的本土人民的斗争。我们不能接受，作为一个乖顺的少数派坐在后席，更不能接受被以色列团体的会议和发声代言。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权利斗争——民族权利，社会权利和其他各种权利，要和一切压迫做斗争。

巴勒斯坦女性反对一切意在将以色列对我们，以及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最小化的“紫色清洗”行径，这种行为，对巴勒斯坦人权有百害，却仅对以色列的国际形象有利。巴勒斯坦女性深知，她们是在为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尊严斗争，并且，这种“不能将种族、民族压迫和性别压迫的交叉纳入考量的女权主义，不过是白人至上的变种”。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为解放所有巴勒斯坦人而努力；当你再次看到，某个亲以色列的组织厚颜无耻地利用女权主义来粉饰殖民主义，你会明白，紫色绝不是以色列的颜色。

拓展阅读 #

Shalhoub-Kevorkian, Nadera. Militariz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conflict zones in the Middle East: A Palestinian case-stu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Shalhoub-Kevorkian, Nadera et al. Sexual Violence, Women’s Bodies, and Israeli Settler Colonialism. Jadaliyya. November 17th, 2014. https://www.jadaliyya.com/Details/31481

Farris, Sara R. In the name of women’s rights: The rise of femonation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Jad, Islah. Palestinian Women’s Activism: Nationalism, Secularism, Islamism.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Abdulhadi, Rabab. “Israeli Settler Colonialism in Context: Celebrating (Palestinian) Death and Normalizing Gender and Sexual Violence.” Feminist Studies 45.2-3, 2019: 541-573.

Elia, Nada. “Justice is indivisible: Palestine as a feminist issue.” Decolonization: Indigeneity, Education & Society 6.1, 2017.

Sharoni, Simona, et al. “Transnational Feminist Solidarity in Times of Crisis: The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BDS) Movement and Justice in/for Palestin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17.4, 2015: 654-670.

Abdulhadi, Rabab, Evelyn Alsultany, and Nadine Naber, eds. Arab and Arab American feminisms: gender, violence, and belonging.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Abu-Lughod, Lila. 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 Vol. 15. No. 5. Sage UK: London, England: SAGE Publication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