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巴勒斯坦：团结意识以及对其的言论管控 #
Puar, Jasbir. “Speaking of Palestine: Solidarity and Its Censors.” Jadaliyya, 16 Mar. 2016, https://www.jadaliyya.com/Details/33095.
作者：加斯比尔·普尔 (Jasbir Puar)
译者：Ribs
自2015年10月起，约旦河西岸以及耶路撒冷东部地区的冲突，示威以及枪击事件进一步加剧。在以色列的占领行为步入第五十年的这个节点，许多人把当下这一轮巴勒斯坦抵抗称为第三次大起义[1]。无论是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人行动所采取的领地控制，诸多家庭及村落在数十年间所遭受损失的规模，还是主导着人们日常生活的疲惫与恐惧，其复杂性皆难以言传。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完成最基础的一日劳作便使人精疲力竭，并且无法喘息。“存在即抵抗”成为了一条经过苦苦检验，难以磨灭的信条。
在2016年2月3日，我在瓦萨学院向一群热情洋溢的观众进行了演讲。我分享了我在近一次前往西岸地区所做的民族志研究的部分内容[2]，并将之与一篇关于加沙地区儿童收到的身体及心理摧残导致的世代影响的发表文章相结合；这些研究成果皆基于已确认的医学诊断。在我这次访问的诸多议题中，我着重阐述了那些数月无法取回自己孩子遗体的家庭所承受的情绪压力与痛苦。在过程中，我传达了民族志中的一条观点：“有些人认为他们[孩子]遗体的器官被攫取并用于科研”。这个例子想表达的是那种充斥了巴勒斯坦人生命经验每一天的恐惧，以及在与以色列政体的每次接触中，他们对自身身体完整性的担忧所扮演的主导角色。
在问答环节中，没有人就巴勒斯坦人为何会担忧自己亲属遗体的器官被攫取进行拓展提问或是请求细节补充。我本人早已准备好与观众分享一场关于巴勒斯坦人自身对土地占领体验的记载的讨论。我的目的在于聚焦于巴勒斯坦本土的声音，并放大那些在美国公共领域以及大众媒体中被噤声的论调。然而，这次讲座眼下成为了围绕我的一场抹黑行动的论据，其宣称我的研究本身涉及反犹主义，而且我在散布一种“血祭诽谤”(Blood Libel)[6]。这些论点不存在任何一点可信度。
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对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巴勒斯坦人遗体所进行的器官攫取行为是一段有着详细记载的，动荡的历史。在第二次大起义期间，巴勒斯坦人的遗体在毫无理由的前提下被长时间扣留在了Abu Kabir法医学院的设施内。在Abu Kabir非法获取器官的行为在Ha‘aretz等以色列主流媒体中亦有报道。最近由唐纳德·博思卓姆(Donald Bostrom)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医人类学家及器官观察组(Organs Watch) 负责人南希·谢珀-修斯(Nancy Sheper-Hughs) 发表的的一项民族志研究表明，这些器官攫取行为至少持续到了2012年，而非以色列卫生署对外公布的日期。[3] 梅拉·蔚斯(Meira Weiss) ，一名以色列人类学家以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退休教授，以希伯来语发表了一本记载了Abu Kabir各个项目的出版物，其中包括了”从巴勒斯坦人以及外国劳工”身上攫取器官的描述[4]。
这些历史在巴勒斯坦人之间有目共睹，所以各个哀痛的巴勒斯坦家庭会对至亲遗体的遭遇感到担忧也并不奇怪—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对一个族群进行的全方位式的殖民控制会随着他们生命的结束而终止？维持一个以恐惧为中心的情绪经济体[5]是定居殖民政权实施控制的一种核心模式。
在讲座中，我清楚解释了自己的目的不在于对现行的器官攫取行为发表任何具体观点。我想表达的，是约旦河西岸居民自2015年10月抗争开始以来所承受的对于生命本身的恐惧，其中的冰山一角。我只能将针对我的反犹主义以及血祭诽谤指控总结为对有关占领行为对巴勒斯坦人生活造成的伤害的学术研究污名化的企图。好像那些想要打压我的人认为巴勒斯坦人民无权拥有悲哀，苦痛，历史伤痕这样正当，人性的情感。在此之上，这些围绕我讲座人为制造的争端无疑在尝试着偏移瓦萨学院，由本校巴勒斯坦正义学联 (Studentsfor Jsutice in Palestine) 与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 所牵头的“抵制，撤资，制裁” (BDS)章程带来的行动力。在这次视线干扰之后，瓦萨学院的管理层试图通过对该校学生会威胁取消其资金支持来组织学生会在章程上投支持票—然而学生会顶着威胁通过了章程。
我对巴勒斯坦生命与死亡的论述换来的不是对以色列对待被殖民者遗体的方式的关注，而是一场针对我的污名化运动，这绝非偶然。这次事件展现了某些历史是如何被再循环以及再利用于打压及噤声其它历史。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身上的平凡史实，与潜心于了解在被占领者身上有关生死的情感特质的学者们，即刻便被锡安主义者打为“反犹主义”。这种特定的将反占领的表达与反犹主义混为一谈的行为代表了占领本身以及对相关研究管控的激化。显然，被标为反犹主义的不仅仅是反殖民抗争，甚至还包括了被占领的情感体验。为了指鹿为马，话语权的控制者们坚持认为对以色列政体的批评只可能由反犹主义驱动，而非对人权，被殖民族群，与无国籍者的关注。
校园政治与言论自由 #
我坚持捍卫自己的学术及研究成果。在参与巴勒斯坦团结行动九年后，我也积累了数量相当的恐吓信—就当是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数次在讲座中与因为对内容的厌恶而猛烈批评我的人进行的激烈辩论。我十分愿意且热衷于持续进行对话，就像我在以往诸多论坛所做的那样。然而，最近这场关于我在瓦萨讲座的事情与以往截然不同。我的讲座在我与主办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录音，并被交到了右翼媒体的手上，招致了各式仇恨言论。整个过程对我的研究本身没有表现出半点兴趣。对我进行录音的人并没有在问答环节中进行任何提问或者评论；他们旨在透过幕后压力来进行一场污名化行动。
对言论自由以及学术自由的讨论，在一个将一切有关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占领的讯息及研究不由分说定性为反犹言论的环境下变得十分干瘪。这样的分别对待行为在一个叫做”言论自由的巴勒斯坦特例：一场在合众国受到打压的运动”的，巴勒斯坦法律援助(Palestine Legal) 的出版物上有详细记载，其中包括了有关各个校园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广泛言论管控的文件。放眼全国，学校管理层，校友组织，以及其他学生组织为了打压“抵制，撤资，制裁”方案等巴勒斯坦团结行动规划而对巴勒斯坦正义学联各校分部进行了针对性措施。积极，勇敢的学生行动者们为围绕冲突的辩论争取了讨论空间；所以，对发声者的针对性措施愈发恶毒，完全丧失了对话和辩论的基本素质。
这些噤声与威胁手段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体现。对公开辩论的藐视与轻蔑恰巧揭露了锡安主义者们对自身叙事崩塌的担忧。他们急于钳制住学生中的主流运动，而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恰巧是围绕“抵制，撤资，制裁”行动的美国犹太裔人群。当下的锡安主义行动方针是在美国校园中对学生运动预防并施压，同时对研究并公开讨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人权侵害的学者进行污名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场世代间的斗争，来自于愈来愈多的犹太裔美国人对他们锡安主义的成长环境以及其家族单位对以色列的忠诚提出质疑。
对言论自由的捍卫不仅限于“抵制，撤资，制裁”的行动者们，还囊括了所有的校园社群。美国大学教授联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罗格斯分部的执行委员会，一个包含了从支持以色列，中立，到支持巴勒斯坦立场的成员的组织，在一份旗帜鲜明的声明中谴责了学校管理层对知识争议的不文明回应，并重申了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准则。这份声明回应了对史蒂文·萨莱伊塔(Steven Salaita) 的攻击以及上个夏天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 教授所遭到的恶劣报复，其关于ISIS与美国施行的“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 推文被发布到福克斯新闻，引来了大量的恐吓信。AAUP罗格斯分部的“为加斯比尔·普尔教授的学术自由辩护声明”注意到了近年来愈来愈多对学术自由的攻击，对象包括“全国各个大学，与罗格斯校园内的教职人员。”文字的其余部分同样值得大段引用，因为它为应对行使学术自由所遭受的严重报复需要的有力防范提供了一份范本：
“我们在此提醒罗格斯的管理机构，学术自由不应当保护针对个人种族，民族，政治主张，或学术主张展开的威胁与攻击。这样子的内在暴力和作为学术自由核心的，意见的自由交流，其差别可谓泾渭分明。作为对普尔博士收到的这些威胁的回应，AAUP-AFT罗格斯分部的执行委员会重申，学术自由保护所有学术研究以及交流，包括对任何政府与非国家角色的行为及其道德标杆的批评。联盟会对任何罗格斯校内以及校外面临着类似攻击的教职员提供建议，训练，以及法律保护。
“在谴责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南非及土耳其发生的言论自由压迫的声音愈发壮大的同时，我们想要指出对反对意见的入罪化—不仅限巴勒斯坦—在美国有着漫长的历史，且眼下正不断升温。当下，六个州议会正在就是否将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行为入罪或作出处罚展开讨论。格伦·格林瓦德(Glenn Greenwald) 与安德鲁·费舍 (Andrew Fisher) 就此写了一篇题为《西方言论自由面临的最大威胁正以将反占领行动入罪的形式发生》的关键文章。在分析中，他们阐明了西方各政府在谴责其他地区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时，自身在侵蚀这种权利上的隐蔽性。”
恐吓信的作用 #
通常，将对以色列当局政策的批评与反犹太主义做联系的指控会被包裹在恐伊斯兰，反穆斯林的用语中。作出反穆斯林、仇恨、不谨慎言论指控的人会肆意在邮件中采用最不堪的种族主义、厌女、恐同性恋，恐穆斯林用语进行长篇大论。部分邮件会极端到进行伤残，性暴力，跟踪，绑架，虐待及死亡的威胁。这些邮件惯于用各种手段描述女性身体，包括评论我身上某种本质性的肮脏与丑陋，我的生殖器乃至我母亲的生殖器。部分邮件坚称罗格斯需要终止我的终身教职，要求对允许我教育年轻一代这一事实作出解释，或是发誓他们要为了开除我发起大型示威。
多数对我发表仇恨言论的人以为我是阿拉伯人以及/或是穆斯林—我两者皆非—并用充满种族歧视的方式把我置于一个“棕肤色恐怖分子”的身体中[7]。在媒体报道中，我被称作“疯癫癫的药罐子”和“懦弱的掷弹分子”。反穆斯林话语的不断升级和常态化正是“反恐战争”下被允许乃至被规范化的机制。在大学校园与其外出现的反穆斯林表达很少引发关注。在唐纳德·特朗普对阿拉伯人，穆斯林群体以及墨西哥人发表无休无止的种族歧视言论获得应有尽有的言论自由和公共空间时，对以色列占领的恐怖进行的合理分析却招致了各种恶毒的噤声和诽谤。
对我进行的污名化指控中，有一份刊登在了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栏，名为《在瓦萨学院进修反犹太主义》。两位作者，加州大学的前主席马克·尤多夫(Mark Yudof) 和肯·瓦尔泽(Ken Waltzer) 在文中多次称呼我为“女士”，而非“博士”或“普尔教授”。如此抹消我的专业职称，只能证明他们自身充满偏见的出发点。这不禁令人遐想：一个白人男性教授在这种情况下，也会遭受这样的羞辱，收到这般下作，暴力的言论，或者被用这般辱骂性的语言来描述其思维能力和精神状态吗？我尚且有终身教职，我感激的同事与联盟也在给予我全面支持。但对于没有这些保障的人，特别是在做巴勒斯坦相关工作并且积极活跃于策划团结行动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人来说，这些锡安主义的恐吓战术使得发声所要付出的职业，经济以及心理代价额外高昂。
这些源源不绝的电子邮件，以及其中一些内容中包含的令人不安的措辞，导致罗格斯大学的警察部门开始和女性与性别研究系进行联系。他们对我们系的第一次拜访发生在教员，布兰妮·库珀教授 (Brittany Cooper)在就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相关问题发表文章，并遭到威胁之后。骚扰性来电和电邮首当其冲地影响着我们系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我们内外联系的第一线，负责处理电话留言，传达电邮，整理电话和邮件记录以递交上级。匿名，懦弱的威胁信息制造着恐慌，影响的不仅是这些信件的目标，还有那些常常在我们系办公室出入的人，包括了我们的助理，保洁人员（在下班后最常呆在我们办公室的人群），勤工助学，以及其他的本科和研究院学生。因为抨击我的这一系列行动，女性与性别研究系的工作人员把我的名字摘出了系里的教职员工名单。（我目前担任着研究项目主任一职。）这是一系列我无法进一步说明的全面安全举措中的第一步，而我们系被要求按照指示逐步落实。对于求助于警方来调查对我们的言论实施管控的行为，其讽刺性人尽皆知。
这种凌虐反映了一个历史性的现象，通过让有色人种女性充当替罪羊来充当各类行动的明显目标，进而削减我们的可信度。女性与性别研究系的社群绝大部分成员是非常规性别的有色人种，并持续生产着前沿，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坚持排斥随波逐流。我们系里的许多学者-行动者活跃于诸多社会正义行动，常在各类公共知识论坛中为争议性政治议题发声。我们系的学术宗旨也因此与我们的政治关注吻合：对现存的主流知识生产体系提出质疑。
当恐吓信和暴力威胁被发送给一个人时，它们在实质上攻击着一整个社群，尽管这个社群在巴勒斯坦相关问题上也许有各式各样的观点。恐吓信试图封锁的不只是一个声音，而是一个系统里各个意见迥异的思考者，学生和教职员行动者，以及其中的政治空间。这些暴力攻击还进一步伤害了许多无辜的目标，包括工作人员，学生，参观人员，以及其他教职员工。当瓦萨学院等学校的管理者拒绝为保护教员进行鲜明表态，而是向校友及捐赠人低头时，他们也默许了对言论自由的打压，甚至是在整个学术社群中散步恐慌。为言论自由，特别是那些需要传递被占领者生命经验并为国际正义的团结行动提供资料的研究制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是一个社群问题，也应是一所大学育才过程中的核心角色。
编者按：普尔教授目前不会接受任何媒体询问。她的所有学术成果都可以通过[www.Jasbirpuar.com] ( http://www.jasbirpuar.com/) (英文) 阅览。女性及性别研究系的其他教职员和工作人员也不会就该事件进行任何沟通。请在 http://womens-studies.rutgers.edu/ (英文) 上阅览女性与性别研究系就学术自由发表的声明
附录 #
[1] “大起义”英语原文为Intifada, 即انتفاضة。—译者注
[2] 在2016年1月，我和一组研究人员，翻译人员与录制组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展开了一项为期两周的录影摄制工作。这部影片暂名为《即将来临的Intifada》，由巴勒斯坦-美国行动者和艺术家阿明·胡赛因 (Amin Husain) 和尼塔沙 S. (Nitasha S.)执导，亦有纽约大学的安德鲁·罗斯教授(Andrew Ross) 和伦敦政经学院的大卫·格莱博教授 (David Graeber)的参与。在访问中，我们与来自四个难民营—达艾沙 (Daeisha)，恰兰迪亚 (Qalandia)，阿尔-阿若布(al-Aroub)，以及艾达 (Aida)的数个家庭就巴勒斯坦的现状进行了对话。我们还采访了通过检查点的劳工，会见了医务人员，康复医院，残障中心，和残障人士。这次拜访的部分目的在于探索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占领与导致永久性伤残的战争创伤的关联。这是我由罗格斯大学研究会资助的基金所支持的研究文本课题。在我拜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参加了为四个年轻人举行的葬礼。他们都来自赫布隆 (Hebron)北方的村子，在同一晚上的两起不同事故中被以色列国防军射杀。其中三人是堂兄弟。
[3] 摘自Nancy Sheper-Hughes and Donald Bostrom, “The Body of the Enemy,”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19/2 (Spring/Summer 2013).
[4] 摘自2016年三月10日的私人消息渠道。
[5] 情绪经济体 (Affective Economy)来自于理论学者萨拉·阿梅德 (Sara Ahmed)的理论。在其阐述的情绪模型中，透过一次次具体事件及对其诠释所演绎的情绪（如文中的恐惧）成为了一种四处流动，无法被具体到任何一个特定对象却又投射于各个可能的客体上的“经济体”。详见Ahmed, Sara. “Affective Economies.” Social Text 22, no. 2 (2004): 117-139. muse.jhu.edu/article/55780. —译者注
[6] “血祭诽谤”，即英文中的Blood Libel，是一种可以溯源至古罗马时期的反犹太主义行径。血祭诽谤通常用来称呼无端指控犹太人杀害其他人（通常是基督徒）作为祭祀用途，以将犹太教野蛮化的方式对犹太民族进行系统性迫害。—译者注
[7] 此处对身体一词的着重同样与情绪经济体，乃至阿梅德其他理论中有关客体的论述有着紧密联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