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跨⼉研究之后 #

Chu, Andrea Long, and Emmett Harsin Drager. “After Trans Studies.”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vol. 6, no. 1, Feb. 2019, pp. 103–16. Silverchair, https://doi.org/10.1215/23289252-7253524.

作者：朱华敏（Andrea Long Chu）和 埃⽶特·哈⾟·德尔格（Emmett Harsin Drager）
译者：許顓頊（they/them/祂/佢/TA）
编辑：Nova（she/they）

译者注（部分直接复制⾃译者之前译⽂内的声明）：

1. 译者的翻译是以冗长的词意叠加以及对原⽂的尽可能保留（词汇、结构等），同时译者不在意格式规范（⽐如会刻意使⽤空格、破折号来引导阅读节奏）亦或其它相关翻译规范。另外，【 】内除表示数字外，也为译者注解内容。
2. 译者的翻译是机械且僵硬的，完全没有把握住⾏⽂的细微差异（nuance），译者不做细分，也认为纠结于此没有意义。
3. sex 译为「性」、gender 只译为「性别」；当 trans 独⽴使⽤时翻译为「跨⼉」，其它情况下翻译为「跨性/别」；transgender 译为「跨性别」； transsexual 译为「跨性」（本译⽂虽希望保留其历史含义与当代诠释，但完全不希望其作为译⽂被引⼊时，被译为「变性」这样在部分中国跨⼉与⾮⼆元者社群中被视为具有贬损⾊彩的词汇）；the transsexual 译为「跨性、跨性(者)、跨性者」；tranny/trannies 翻译为「变性⼈」（注意 tranny 这个词现常被跨⼉和⾮⼆元者⽤来⾃我指称）；woman 译为「⼥⼈」。读者需要注意跨性（transsexuality）以及跨性别（transgender）两种叙事模型的不同。
4. 译者再次为本译⽂中蓄意出现的拗⼝词汇组合表示抱歉。

编辑注

编辑为了可读性调整了部分译文，加粗强调了其中某些内容，但尽量保持了译者的翻译风格。

摘要（Abstract）：这场对话⽃争的是今天跨⼉研究的状况。虽然两位作者对其未来的乐观程度不同，但TA们都同意，如果跨⼉研究要⽣存下去，它必须要能够清晰阐明⼀套与酷⼉研究（queer studies）不同，甚⾄与之相悖的，全新的阅读/解读实践。通过再访桑迪·斯通（Sandy Stone）1991年定义这⼀学术领域的⽂章《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TA们指出，跨⼉研究⾃相⽭盾地从呼吁放弃跨性者（transsexual）的形象作为其始出，将跨性者仅仅构想为⼀个规范性的医学类别（a normative medical category）。相反，作者们认为，跨性者（the transsexual）的批评性价值（the critical value）恰恰在于她作为反规范性酷⼉性的浪漫叙事（romantic narratives of antinormative queerness）的⼀个障碍（obstacle）。

关键词（Keywords）：跨性（transsexual）、跨性别研究（transgender studies）、叙事情节的设置（narrative emplotment）、性别诊所（gender clinics）、反规范性（antinormativity）

朱华敏

让我们正视这件事：跨⼉研究已经结束了。如果它还没有，它也应该结束了。到⽬前为⽌，跨⼉研究在很⼤程度上未能建⽴⼀套强有⼒的、令⼈信服的理论、⽅法、和概念，以区别于性别研究或酷⼉研究。苏珊·史崔克（Susan Stryker 2004）曾经写道，跨⼉研究是「酷⼉理论的邪恶双胞胎（queer theory’s evil twin）」。她错了：跨⼉研究是酷⼉研究在⼦宫⾥吃掉的双胞胎（照例，这⼦宫是⼥性主义）。每个⼈都知道的是，酷⼉理论（queer theory）从来没有对傲慢擅取将性别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场所之⼀有任何疑虑，并且这么做是合理的，因为试图研究性意识/性存在（sexuality）⽽不研究性别（gender）将是明显的荒谬。酷⼉（Queer）从⼀开始就同时描述着性别偏常僭越者和性的偏常僭越者（gender and sexual deviance），更要的是，性别作为性的偏常僭越¹（gender as sexual deviance），性意识作为性别的偏常僭越（sexuality as gender deviance）。从这个⻆度来看，跨⼉研究只是⼀个令⼈尴尬的冗余——垃圾 DNA（junk DNA）。

在跨⼉研究中，没有像本世纪前⼗年（the mid-aughts）在酷⼉理论中发⽣的关于酷⼉时间性（queer temporalities）的丰富对话，也没有像最近⿊⼈研究（black studies）中关于⾮洲悲观主义（Afro-pessimism）的辩论，这两者都要归功于⼀场场论战（polemics）（Edelman 2004；Wilderson 2010）及它们随后的余波（subsequent fallouts）。取⽽代之的是，我们有着陈腐炒冷饭般的虔诚（warmed-over pieties）。这就是当⼤的酷⼉⽅法及概念被卸下，忽略⾃身时效，匆忙地转移并贴上*跨⼉*的标签，并遭遇当前跨性别身份政治所带来的政治资本的涌⼊，所会发⽣的事情。其结果是类似教堂（church）这样的东⻄。但是，从理论建设的⻆度来看，需要是纷争冲突（strife）。谈论到学科的形成这话题时，我是⾮常保守的。我们需要少而精的专著（monographs），那些我们可以真正地互相吼叫的专著。你能想到今天在跨⼉研究中哪怕⼀个意义⼤的辩论吗？争吵（bickering）随处可⻅，但真正的分歧（disagreement），即诞⽣理论的那种分歧，却少⻅。我们为什么对彼此这么和蔼友好？我想我们中的很多⼈都渴望⼀场战⽃。《论喜欢⼥⼈》（“On Liking Women”）（Chu 2018）就是⼀种孤注⼀掷（a desperate attempt），希望与⼈产⽣分歧的尝试。然⽽在这⼀点上，它基本上是失败了。

埃⽶特·哈⾟·德尔格

我⽆法提供你想要的分歧，也许只能说我不认为跨⼉研究已经结束了，事实上，我认为它有可能处于⼀个⾮常令⼈兴奋的⼗字路⼝上。我认为，⼀些关于跨性/别者（trans people）和在跨⼉研究中被引⽤最多的⽂本，都是⾮跨性/别（即，顺性/别）学者复使⽤相同的引⽤、概念和隐喻的作品²。 哪位顺性/别学者（cis scholar）会介⼊然后说：“嘿，我认为我们对不安（dysphoria）这⼀概念的理解其实完全是错误的？”这是不可能发⽣的。相反，我们得到的是对于身体⾃主性（bodily autonomy）的相同论点，身体改造的激进潜能（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body modification），或者更糟糕的，来⾃顺性/别者们（cis folks）的论点，关于为什么社会过渡和医疗过渡⼀样有意义和变⾰性（why social transition is as meaningful and transformative as medical transition）。即使是在这个领域的跨性/别学者中，也没有⼈愿意谈论⼿术实际上会有多扫兴（anti-climactic），或者说不安（dysphoria）也许永远不会消失。这么做将被视为破坏着我们逐步⾛向“进步（progress）”的进程。你引⽤埃德尔曼（Edelman）作为我们需要的论战类型的例⼦。我们正处在跨性/别⼩孩的时期（the era of the trans child）。想象⼀个跨⼉研究的学者说，也许事实上跨性/别⼉童不应该被给予注射激素（hormones），这种想象会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作为⼀个领域，我们不允许出现这类分歧。⼀切都必须是「性别肯定（gender affirming）」的（不管这意味着什么）。³

跨⼉研究还没有结束，但它确实需要学会⾃⼒更⽣，⽽不是作为其它东⻄的补遗（addendum）、连字符（hyphen）、或⼀个星号（asterisk）。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这⾥讨论的问题，即如何从这个垃圾 DNA 中获得实现某些东⻄。

对我来说，跨⼉研究的问题⼀直是⼀种关于叙事的问题。我⼀直受到那些思考叙事在历史研究（historical inquiry）中所发挥的作⽤的学者的⾼度影响。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2000）所认为的，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被叙事情节的设置（narrative emplotment）所形塑的。⼀个历史项⽬（historical project）必须采取情节构思的形式（the form of a plot）；它的核⼼本身就是⼀种故事（a story）：浪漫故事，悲剧，喜剧，讽刺（7）。在⼤卫·斯科特的《现代性的应征者（Conscripts of Modernity）》（2004）中，他认为后殖⺠（the postcolonial）正试图使⽤与反殖⺠（the anti-colonial）相同的⼯具包（toolkit），或者如他所说的「问题空间（problem-space）」。他认为，虽然浪漫故事（romance），这种关于欣喜胜利的体裁，对于反殖⺠主义反抗是必要的，但悲剧是描述后殖⺠主义现代性的⼀种更恰当的体裁。在跨⼉研究中，在我看来，我们正在讲述着我们的受害者身份（悲剧）或我们的反抗（浪漫）的故事。我更感兴趣的是讽刺（a satire），⼀种关于在这世界上做⼀个跨性/别者是多么真⼼令⼈失望，有时甚⾄⽆聊的体裁。正如怀特（White 2000: 8）所说，以讽刺形式讲述的历史，“恰恰是通过挫败⼈们对以其它模式呈现的故事所镶铸的决⼼之类型（the kinds of resolutions）的常态期望⽽获得其效果”。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写⼀部跨性/别讽刺作品（a trans satire）。

朱华敏

我认为你说的很对，跨⼉研究有⼀种叙事问题（a narrative problem）。或者说，我想说，跨⼉研究继承了酷⼉研究的叙事问题。作为⼀种分析模式（as an analytic），酷⼉（queer）已经达到了分析枯竭的地步（a point of analytic exhaustion），酷⼉研究的学者们不得不为批评（criticism）作为⼀种激进的政治⾏为（as a radical political act）这样的浪漫幻想（the romantic fantasy）提供其它载体（entertain other vehicles），在这过去的⼆⼗年⾥，酷⼉（queer）⼀直在庇护着这种幻想。跨⼉研究的⼀⼤秘密是，它对跨⼉的⼯作定义（its working definition of trans）不过就只是“再⼀次的酷⼉（queer, again）”。因此，这就是跨⼉研究可以提供的东⻄：为，如罗宾·魏格曼（Robyn Wiegman 2012）所说的酷⼉研究濒危的“政治乐观主义”（queer studies’ endangered “political optimism”），提供⼀个安全屋。这就是为什么⼤多数跨⼉研究学者，实际上只是特别容易受⼀时的流⾏/狂热所影响的酷⼉研究学者（just queer-studies scholars especially susceptible to fads）。

例如，细想⼀下，在⼀本书、⼀个章节、或⼀篇⽂章的介绍性阶段，学者们最渴望看起来好像TA们采取了⼀个强有⼒的理论⽴场的阶段，⼤多数学者所引⽤来作为TA们的“⽅法”的那篇论⽂：也就是《WSQ》⁴ ⼗年前⼀期特刊的导论，该期特刊编辑们拒绝“ ‘跨⼉’的隐性唯名论”（“the implicit nominalism of ‘trans’”），⽽⽀持“ ‘跨-’ 的明确关系性（the explicit relationality of ‘trans-,’）， ‘跨-’ 仍保留着开放性（open-ended），并抵制因依附于任何单⼀后缀⽽过早排除关闭的其它可能（resists premature foreclosure by attachment to any single suffix）”（Stryker, Currah, and Moore 2008, 11）。其基本思想是，跨性别者作为⼀个狭义的身份群体，可以成为⼀个⽅法论上的踏脚⽯（a methodological stepping-stone），⽤于更⼴泛地思考各种边界的跨越（boundary crossings）：不仅仅是跨性别的（transgender），还有跨国的（transnational）、跨种族的（transracial）、跨物种的（transspecies）——你可以想象这是怎样的画⾯。因此，编辑们给我们送来了跨⼉化（transing），也就是酷⼉化的未被要求的续集（queering’s unasked-for sequel）。像⼤多数续集⼀样，它只是新安排了⼀些情节元素的同⼀部该死的电影（the same damn movie）。任何说是不⼀样的⼈都在撒谎。我们真的会严肃地想象来⾃1998年的任何⼀位研究⽣——一位躲避着那些在节⽇聚会上离她太近的男教授们，被纯粹想象思考之⼒（by the power of imaginative thinking）从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隔间⾥拉出来的研究⽣——这样⼀位研究⽣，在被要求描述 “酷⼉”意味着什么时，会回答：“哦，它关于坚固的边界，稳定性，还有固定性”吗？

但我认为，跨⼉讽刺（trans satire）有可能成为⼀种真正的、实质性的⽅法论（a real, substantive methodology）——不是拒绝叙述本身（narration as such）（这是不可能的），⽽是试图学习如何在没有乐观主义的情况下下写作（how to write without optimism），或者也许是如何在不满怀希望的情况下乐观（how to be optimistic without being hopeful）。然后，我确实怀疑没有乐观主义的写作也是不可能的，基于我被劳伦·柏兰特（Lauren Berlant 2011：1-2）说服了，「所有的依恋都是乐观的（all attachment is optimistic），如果我们把乐观主义描述为⼀种⼒（force），它使你⾛出⾃⼰，并进⼊世界，以使你接近你⾃⼰⽆法⽣成的东⻄，⽽是在⼀个⼈、⼀种⽣活⽅式、⼀个物体、项⽬、概念、或场景之后感识⽽来的满意之物（the satisfying）。」那么，我的意思也许是没有政治乐观主义的写作，也就是说，没有将所有乐观依恋归⼊到政治这⼀标志之下的写作（writing without the subsumption of all optimistic attachment under the sign of the political）。也许可以说这是⼀种苦涩的乐观主义（a bitter optimism）。在我看来，苦涩是我们在此处设想的跨⼉讽刺的主要批判性情动/情感（the primary critical affects of trans satire）之⼀——不是愤世嫉俗（cynicism），那是⼀种慢慢滴定苦涩直到你再也尝不到它的⽅式，⽽是真正的苦涩，是发现世界对我们所有的欲望（desires）来说太⼩的苦涩失望（the bitter disappointment），尤其是政治欲望。我知道这很苦（bitter）。我感觉你也是如此。

德尔格

跨⼉研究的政治乐观主义⼀直以 后跨性（the posttranssexual）这⼀形象为基础。跨⼉研究在很⼤程度上是由《帝国⼤反击：后跨性宣⾔》（1991）（“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 (1991) ）所形塑的，在⽂中桑迪·斯通（Sandy Stone）讲述了⼀个关于⼤学性别诊所和鉴别诊断（「性别身份障碍」）之发展的故事。在斯通版本的故事中，病⼈们急于渴望躲过医学守门⼈（medical gatekeepers），会排练和表演 TA 们⽣活的虚假或不真实的记录，以获得性再指派⼿术（SRS）的资格。TA们会在彼此之间传阅哈⾥·班杰明（Harry Benjamin）的《跨性现象（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以便知道在接受采访时要告诉医⽣什么。斯通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强调跨⼉⾃我叙事化和⾃传的预演性质，在这样做的时候，她引向了关于本真性的问题（gestures to questions of authenticity）。她特别担忧的是「新兴的多样的声⾳（emergent polyvocalities）」（293）被瓦解成⼀个单⼀的医学化的叙事/话语。斯通将跨性/别身体（the trans body）描述为「⼀种体裁——⼀套具身体现的⽂本」（a genre—a set of embodied texts）（296）。对斯通来说，医学霸权将⽣活经验、具身体现、和身份的多性简化为⼀个单⼀的关于跨⼉性的故事（「错误的身体」叙事）、⼀个单⼀的关于具身体现的轨迹（医学过渡）、和⼀个单⼀的身份类别（成功充当某⼀性别的跨性者） 。斯通的宣⾔跨性（者）（the transsexual）「放弃对过关（passing）的执念，有意识地被『阅读』，⼤声地阅读⾃⼰」，并在这样做的时候，接受拥抱作为⼀种互⽂性，⼀种体裁的多元性的跨性（transsexuality）（299）。

正如斯通所说，这段关于性别诊所（the gender clinics）的历史为⼀系列⼆元论奠定了基础（the foundation for a set of binaries），在过去三⼗年⾥，这⼀系列⼆元论已经成为跨⼉研究的核⼼「问题空间（problem-space）」：本真性对⾮本真性（authenticity versus inauthenticity,），医学身份对流俗/⽩话身份（medical identities versus vernacular identities），以及 跨性（者） 对 后跨性（者）（ 即跨性别（者） ）（the transsexual versus the posttranssexual (i.e., the transgender) ）。 我不认为斯通有意制造这些⼆元对⽴，但⽆论如何，她的⽂章就是这样形塑了多年来关于跨⼉性别、跨⼉⽣活/⽣命、和跨⼉身份的学术研究。⁵

斯通特别呼吁⼀种新的跨性（者）：后跨性(者)（a posttranssexual）——或者正如我会说的，⾮跨性（者）（a nontranssexual）。在她的宣⾔中，这领域的基础性⽂本中，她敦促我们以不同于医学化的跨性（者）（the medicalized transsexual）的⽅式讲述我们的故事，这在跨⼉研究的基础本身之上建⽴了对跨性者的否定（establishing at the very foundation of trans studies the disavowal of the transsexual）。从那时起，跨⼉研究的学者们就⼀直⽬光短浅地专注于证明我们不再是那样的⼈。现在有⼤的跨⼉写作，我会将这些写作描述为是诊断性的，因为作者们会选择当时流⾏的任何跨⼉⾃传、回忆录、或电视节⽬，并证明它与过去的跨⼉叙事（trans narratives）有什么不同（例如，⻅ Beemyn 2006；Rondot 2016）。也许在不知不觉中，这些作者正在追随斯通的号召，试图诊断⼀种叙事学转变（diagnose a narratological shift），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从斯通所概述的医学化故事（the medicalized story）变成⼀种新的多样声⾳的、互⽂的、顽抗不服从的后跨性（者）（a new kind of polyvocal, intertextual, recalcitrant posttranssexual）。这⾮常符合浪漫叙事体裁的⻛格（the vein of the romantic genre）。⽽在我们的诊断中，我们总是想证明我们是在“正确”的⼀边，或者我会说是，是在叙事学转变的“觉醒（woke）”⼀边。

对我来说，这种不断试图证明我们不再是医学化的跨性者（the medicalized transsexual）的项⽬，正是跨⼉研究的已⽣存与并将死亡（has lived and will die）之地。这是⼀种对抵抗和激进性的迷恋（an obsession with resistance and radicality），这严限制了我们充分理解跨⼉过去和跨⼉当下的能⼒。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兴趣回到1960和1970年代跨性者的忧虑形象（the fraught figure of the 1960s and 1970s transsexual），特别是美国性别诊所的病⼈或有此志向的病⼈，试图创造⼀个更有⼒的跨⼉历史，这历史不是植根于流俗⽩话对医学、本真与⾮本真的这些⼆元对⽴，⽽是充满了杂乱、⽭盾、失望、和意外结果的。

朱华敏

我想补充⼀点，这不是偶然，跨性(者)（the transsexual）是唯⼀⼀个跨⼉（trans）可以描述⽽酷⼉（queer）不能描述的东⻄。 跨性(者)（the transsexual）不是酷⼉（queer）；这是关于她最好的事情（the best thing about her）。以艾格尼丝（Agnes）为例，这位化名的跨性⼥⼈（the pseudonymous transsexual woman）最出名的就是在50年代末在加州⼤学洛杉矶分校的性别身份诊所（UCLA’s Gender IdentityClinic）冒充为间性（pose as intersex），以获得阴道成形⼿术（vaginoplasty）的机会。

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1967] 2006）在⼀篇⽂章中记载了艾格尼丝的情况，现在这事例已经在跨⼉研究课程中教授。（《跨性别研究读本》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中的第六个条⽬。）艾格尼丝经常被颂扬为某种性别忍者（gender ninja）：有悟性（savvy）、有策略（tactical）、⼩⼼翼翼地诡骗医疗-⼯业综合体（carefully conning the 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给她想要的东⻄（例如，⻅ Preciado [2008] 2013: 380-89）。没有⼈愿意谈论的是她真正想要的东⻄（what she actually wanted）：⼀个阴户（a cunt）、⼀个男⼈、⼀个房⼦、和该死的正常⽣活（normal fucking life）。⽆论她对性别作为⼀种“设法达成的成就”有什么样的直觉知识，这都是⽤来⽀付新洗碗机的⾸付（Garfinkel 1967）。如果说艾格尼丝“揭示”了什么关于性别的东⻄，那就是，严格来说，实际存在的规范性是不可能的（actually existing normativity is, strictly speaking, impossible）。规范（norms），就其本身⽽⾔，并不存在。（如果《性别麻烦》早就知道这⼀点，那它的解释⼯作做得很差。⁶）这并不意味着规范没有构造⼈们的欲望；它的意思是，就其⽣活内容⽽⾔（in terms of its lived content），对规范的欲望（the desire for the norm）在于对规范性的⾮规范性尝试（nonnormative attempts at normativity）。艾格尼丝是⼀个⾮规范性的主体（a nonnormative subject），但这并不是因为她“反对”规范；相反，她的⾮规范性（nonnormativity）是想成为常态实际上会是的模样（what wanting to be normal actually looked like）。像我们⼤多数⼈⼀样，艾格尼丝只是在她想要的东⻄（what she wanted）和想要得到这东⻄对她所造成的麻烦（what wanting it got her）之间的间隙中权且利⽤（making do）而已。

我们可以争论，⽽且⼈们已经争论过，关于没有反规范性（antinormativity）的酷⼉理论是否可能（Wiegman and Wilson 2015）。但是，⽆论在跨⼉研究之后出现什么——我可以提议是跨性理论（transsexual theory）吗？——只要带着反规范性，跨⼉研究之后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发⽣的（will be impossible with antinormativity）。在学术界内的这⼀关键时候，从事跨⼉研究的学者们能够做出的最有⼒的⼲预，就是捍卫这样的说法，即跨⼉性（transness）需要我们理解，因为我们以前从未理解过（as we never have before），依附/依恋于⼀个规范意味着什么（what it means to be attached to a norm）——通过欲望、通过习惯、通过⽣存来理解（by desire, by habit, by survival）。

德尔格

我认为你这观点非常对，跨性（transsexuality）也许是理解规范和它们如何运作的关键，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只寻找反抗故事或“激进政治”故事的陷阱（the pitfalls of only looking for stories that are of resistance or “radical politics”）。我对历史冲动（the historical impulse）感兴趣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深刻的——寻找过去可能与我们长得一样、活得一样的人——的欲望所激起的（is motivated by a deep desire）。这是一个跨越时间寻找社群的项目。⁷但是，我想问的是，我们如何处理那些我们找到的、不符合我们期望的历史人物？我们想找到西尔维亚·里维拉（Sylvia Riveras）和玛沙·P·约翰逊（Marsha P. Johnsons）【这样的人物】，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将会找到让我们深感失望的人。我们对TA们的责任是什么？⁸

出于这个原因，我最近受到芬恩·恩科（Finn Enke）的《TSQ》文章《集体记忆和1970年代的跨性/别女性主义》（“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Transfeminist 1970s”） （2018）的启发，TA（they）在文章中问道，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有各种复杂性（the various complexities），但为什么它被集体记忆为（collectively remembered as）仅仅是不包容的、反跨的、白人女性主义（simply noninclusive, antitrans, white feminism）？恩科敦促我们关注集体记忆，以及它往往更多的是对现在的反映而不是对过去的反映（a reflection of the present than of the past）。TA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如此“执拗反常地依恋（perversely attached）”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遗产——这遗产将这个时代框定为仅是对跨性/别者进行伤害和其受害之地（frames this time as only a place of injury and victimization for trans people）（17）。我附和于此想问（echo this by asking），为什么作为一个领域，我们如此执拗反常地脱离了跨性者（perversely detached from the transsexual）？尽管有许多异质的、多种族的、多阶级的、和跨国的个人（heterogeneous, multiracial, multiclass, and transnational individuals）在大学的性别诊所（the university-based gender clinics）寻求性再指派手术（sex-reassignment surgery），但不知何故，这些跨性者 these transsexuals（或有志于此的跨性者 aspiring transsexuals）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很单一的（are remembered quite monolithically），是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有志于进行手术的）跨性/别女人（as white, middle-class, heterosexual (aspiring) trans women）。

我认为恩科的论点非常有说服力的是，这些时刻，这段历史，我们的（our）历史“值得在一个更大的档案中进行分析”（Enke 2018: 17）。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大学性别诊所的幸运之处在于，由于它们与大学的隶属关系（their university affiliation），它们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档案。关于跨性历史（transsexual history），我们很难抱怨抹杀和档案缺乏（complain of erasure and archival lack）。⁹我自己对诊所的研究发现，大学藏品是丰富的调查场所（ rich sites for inquiry），这些调查挑战着跨儿研究的一些核心信念（例如，“医学”身份这一概念本身 the very notion of “medical” identity）。¹⁰“正如历史学家和电影制作人所表明的，跨性/别女人和男人自己的言语是现成的（trans women’s and men’s own words are readily available）；即使是不再与我们同在的人【逝者，译注】，也有可能找到并放大TA们的观点和生活，并了解TA们的工作和游戏，而不仅仅是作为吸引恐跨的避雷针（not just as lightning rods for transphobia）”（Enke 2018: 12）。

就像你对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社群中的“坏政治（bad politics）”之人的问题感兴趣一样，我对我们如何对待那些令我们失望的过去之人物感兴趣，因为TA们没有符合某种“激进的”试金石标准（“radical” litmus test）。这确实是我们的项目相遇和重叠的地方，在关于消极情动/情感和坏对象的问题（questions of negative affect and bad objects）上。

朱华敏

而且没有比女人更糟糕的研究对象了（there is no object worse than a woman）。这是我所有工作中的一个运作着的假设（operating assumption）。对于跨性者的问题（the problem with the transsexual）在于，她——从范式上说她是一个她（paradigmatically she is a she），特别是如果我们更广泛地谈论20世纪/21世纪的美国文化——身上带着所有性别的包袱（all the baggage of gender）。像许多女人一样，她的包袱过重（overpacks）。对于跨性者的问题是，她总是过于是一个女人（been too much of a woman）。要把女人这种政治上陈旧的东西（something as politically dowdy as a woman）变成你所兜售着的（hawking）新潮形而上学（trendy new metaphysics）的封面女孩（a cover girl）是很难的（见 Hayward and Weinstein 2015；Colebrook 2015；Puar 2015；Bey 2017）。在过去二十年里，谈论酷儿性（queerness）或黑人性（blackness）变得非常流行，以及最近则是谈论跨儿性（transness），在本体论/存在论方面谈论（in an ontological way），经常是以海德格尔主义的语气（often in Heideggerian tones）。同时，如果你蠢到（dumb enough）写一本关于女人性（womanness）的书，会比你说“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还要快地被所有时髦的学术俱乐部（the cool academic clubs）摒弃（bounced from），这情况仍存在着。我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应该（should be）写关于女人性的书；我只是在指出，没有人可以写，即使TA们想写，至少在目前的学术环境下，如果TA们想得到一份工作或书籍出版合同，就不行。对比之下，跨儿研究仍然是一个，两个男人可以坐在一起辩论女人作为一个政治类别的优点（the merits of woman as a political category），的领域（Green and Bey 2017）。（剧透提醒：TA们有着自己的怀疑）。

我最近重新翻阅了唐那·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985] 1991），我记起了她在那篇文章中对女人作为一个政治类别（woman as a political category）有多么反感。（这肯定是一个时代标志：她在八十年代初写作，反抗着我们被教导为是「文化女性主义」的东西，尽管我对这种分类法持怀疑态度）。赛博格，作为一个新的「神话（myth）」，旨在作为一种走出女人、走出70年代的普遍主义、并且有可能走出性别的方式：「赛博格是一个后性别世界的生物（The cyborg is a creature in a post-gender world）」（150）。

当然，桑迪·斯通（Sandy Stone）是哈拉维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的学生，同时哈拉维的影响遍布着《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且斯通（1991: 284）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尽管跨性/别者在文章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但《赛博格宣言》实际上被纳入在2006年的《跨性别研究读本》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里。）我同意你对斯通的文章所说的一切：我也在这里怀有巨大的矛盾心理（harbor great ambivalence）。我注意到斯通和哈拉维之间的联系，只是想说，后跨性（posttranssexual）不仅仅是一种否定跨性（disavow transsexuality）的常识；它也是一种，就像它之前的赛博格（cyborg）一样，成为后女人（to be post-woman）的尝试。在她对《性别麻烦》的引用中就有这样的说法——就像对巴特勒来说，布奇/芬曼文化（butch/femme cultures）既撤销又取代了异性恋（both recall and displace heterosexuality）¹¹，对斯通来说，跨性（者）既撤销又取代了女人身份（the transsexual both recalls and displaces womanhood）：“在跨性者这一文本中（in the transsexual as a text），我们可能会发现将重新塑造的身体映射到（map the refigured body onto）传统性别话语上从而颠覆它（disrupt it）的可能，利用这一并置（a juxtaposition）所创造的不和谐（dissonances），在新的和意想不到的形式结构（geometries）中分裂和重组性别元素（fragment and reconstitute the elements of gender）”（296）。这是一个非常九十年代的举动（a very nineties move）。没有什么能比找到一个“揭示（reveals）”性别内部运作（the inner workings of gender）的人物更加九十年代了。

我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这让我觉得，那篇文章中发生的事情并不是（not）——表面上看并非如此（appearances to the contrary）——斯通在讲述关于作为跨性者之感受的某种本真事实（authentic truth）（如她所声称）；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斯通像九十年代（以及四十年代，还有我们这十年）的大多数性别学者（scholars of gender）一样，在塑造她的对象以符合她的理论（molding her object to fit her theory），而这并不是巧合地与当时流行的理论相同。换句话说，医学话语的基本叙事学形式（the basic narratological form of the medical discourse）——斯通所称的“貌似合理的历史”（a “plausible history”）——实际上基本是完好无损（intact）。斯通所做的只是把那段历史的原始内容（the original content）（疾病 disease、诊断 diagnosis、治疗 cure）换成了（switch out）不同的内容，也就是，换成了90年代性别理论的盛行元素（the prevailing elements）（操演性 performativity、颠覆性 disruption、僭越性 transgression）。事实上，她正在为长期存在的智识举动奠定基础，在这种举动中，跨性/别者仅仅是通过存在于世之为本身（the act of existing），就成为了一种其ta人的性别理论的活体孵化器（a kind of living incubator for other people’s theories of gender）。（杰·普罗瑟 Jay Prosser [1998] 在九十年代末警告过我们这一点。然而没有人听从）。

德尔格

后跨性(者)（the posttranssexual）和赛博格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很重要的。赛博格成为了未来性（futurity）、灵活性（flexibility）、科技性别（techgender）、超现代性（hypermodernity）等的替身形象（a stand-in figure），且因为赛博格基本上是后跨性(者)（the cyborg is essentially the posttranssexual），跨性(者)（the transsexual）因此就被贬入了过去。她是陈旧的、不合时宜的（She is archaic and anachronistic）。

非常有趣的是，那些被跨性者利用过的完全相同的医疗程序/手术和技术（medical procedures and technologies），在它们作为“性别确认手术（gender confirmation surgery）”的后跨性重塑/品牌重造（their posttranssexual rebranding）中，具有了一套全新的含义。在“人们警告过我们但我们没有听从的事情”的同一脉络中，我认为我们可以转向尼基·沙利文（Nikki Sullivan）的文章《变形》（“Transmogrification”）（2006），她在其中警告对身体改造的等级划分（hierarchies of body modification）。这些关于身体改造的好坏类型的道德判断等级划分（these hierarchies of moral judgements about good and bad types of body modification）不仅存在于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中，它们也在反文化或亚文化中（in counter- or subcultures）形成了自己的形式。具体来说，我发现沙利文论点的关键之处在于她对以下观点的批判——一些类型的身体改造被用来反映（reflect）自由意志（free will）、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和颠覆性政治（subversive politics），而同时其它类型的身体改造被用来象征（symbolize）教化灌输（indoctrination）、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和现状（the status quo）。

尽管沙利文的文章确实纳入了第一版《跨性别研究读本》，但似乎大多数人都跳过了那一章；沙利文并没有进入跨儿研究中被反复引用得令人作呕（get cited ad nauseum）的文本的简短清单。在酷儿研究和跨儿研究（queer and trans studies）中，关于身体改造的道德判断泛滥成灾，所有这些都是以反规范政治（antinormativity politics）的名义进行的。 对我来说，酷儿理论家们对阴茎成形术（phalloplasty）的尖刻谩骂（vitriol）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如果你的身体改造看起来太像原初的“跨性医学流派”（the original “transsexual medical genre”），你的酷儿信誉（queer cred）就会完蛋（toast）。所以我想这是让我感到痛苦（bitter）的事情——跨性身体是政治之战场（the way the transsexual body is the battleground for politics）。你知道，这不仅仅是政治，也是身体改造在理论中是如何被接受处理的（is taken up）。对于酷儿理论来说，完全相同的手术程序（the exact same procedures）怎么能有时象征着过去和其它时间的性别幽灵（the Ghost of Genders Past）而有时则是关于可突变、生成、缠结的新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本身（the very foundation for new materialist theories of mutability, becoming, and enmeshment）？

德尔格

我很高兴你提起新唯物主义（the new materialisms）。为了这次对话的目的，我将对新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普遍趋势/大趋势（a general trend）持不可知论的态度（agnostic）：就像所有的学术趋势一样，它有些是好的，更多的是坏的，而大多数是无聊的（some of it is good, more of it is bad, and most of it is boring）。但我要毫无保留地说，新唯物主义代表了（represent）跨儿研究行进的最糟糕的可能方向（the worst possible direction）。在理论首先就如此贫乏难以开始的跨儿研究中，新唯物主义风格的工作（new materialist–style work）不知何故占据了（take up）不成比例过多的空间，同时，坦率地说，也没有一丁点意义（not making a lick of sense）。在人文学科中，这总是一个可怕的论断（a scary claim）；风险总是在于，一个人，在未能理解论据的情况下（having failed to comprehend the argument），总是将这种失败未能（failure）归咎（imputing）于论据本身（the argument itself）。其后果便是，我们很不擅长指出胡说瞎扯（calling bullshit）。但胡说瞎扯（bullshit）是存在的。我敢给你举个例子看看吗？

好吧，以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2015年发表在《GLQ》¹²上的一篇文章为例。在这篇文章中，TA向我们保证¹³，TA介入采纳跨儿（is not taking up trans）并不是“为了适当地拥抱迎合最新的理论趋势（in an appropriative embrace of the latest theory trends）”（413）。然后TA写了这样的东西：

物质（matter）是对跨生命性、自我实验/自我-再-创造的疯狂探索（a wild exploration of trans animacy, self-experimentations/self-re-creations），不是在一种自生模式（an autopoietic mode）中，而是相反，在对“自我”和个人主义的一种根本消解（a radical undoing of “self,” of individualism）中。它永远是充满生气的（ever lively），从不与自己完全同一（never identical with itself），它是不可计数的多重的、可变的（it is uncountably multiple, mutable）。物质不是单纯的存在（matter is not mere being），而是其持续的消解/行动（but its ongoing un/doing）。自然是，在其持续的重新（塑造）配置过程中的，能动的跨物质性/跨-物质-实在（Nature is agential trans materiality/trans-matter-reality in its ongoing re(con)figuring）。（Barad 2015: 411）

在这篇文章中，跨（trans）没有做任何理论工作；它在这里纯粹是作为巴拉德多年来一直在讲的同一个论点的一个时髦装饰品（an au courant garnish）而使用。我可以很容易地向你证明这一点。这是巴拉德在2012年《differences》发表的文章，做着TA自己在做的事情：

那么，每一个层次的触摸（touch），本身都被所有可能的它者所触摸（is itself touched by all possible others）。因此，自我触摸（self-touching）是与自我的无限它异性的相遇（an encounter with the infinite alterity of the self）。物质是一种包裹折叠（an enfolding），一种纠缠（an involution），它不由自主地触摸自己，在这种自我触摸中，它接触到它本身的无限它异性（infinite alterity）。多形的反常变态性（polymorphous perversity）被上升至一种无限力量（an infinite power）：我谈论的是一种酷儿亲密关系！（talk about a queer intimacy!）（Barad 2012: 212-13; 原文斜体字删除）

现在，TA在这里提出了完全相同的主张，TA直接回收重新使用了这些句子，并在2015年的注释中承认了这一点（我把新的部分用斜体表示）：

那么，每一个层次的触摸（touch），本身都被所有可能的它者所触摸（is itself touched by all possible others）。粒子的自我-内在-相互作用（self-intra-actions）需要粒子从一种过渡到另一种，这是一种各形式的激进消解（a radical undoing of kinds）——酷儿变革/跨儿变革（queer/trans*formations）。¹⁴因此，自我触摸（self-touching）是与自我的无限它异性的相遇（an encounter with the infinite alterity of the self）。物质是一种包裹折叠（an enfolding），一种纠缠（an involution），它不由自主地触摸自己，在这种自我触摸中，它接触到它本身的无限它异性（infinite alterity）。多形的反常变态性（polymorphous perversity）被上升至一种无限力量（an infinite power）：我谈论的是一种酷儿/跨儿亲密关系！（talk about a queer/trans* intimacy!）（Barad 2015: 399）。

那么，是哪一种呢，凯伦？物质是酷儿（queer），还是物质是跨儿（trans）？当然两者都是，因为对TA来说，就像对大多数声称从事跨儿研究的人一样，酷儿（queer）和跨儿（trans）显然是同义词。如果我听起来对此很生气，那很好。我就是这样。

但让我们试着做一回好的变性人（trannies）吧。这些天，什么学术工作让你感到高兴？

德尔格

我对凯拉·舒勒（Kyla Schuller）的新书《感觉的生命政治》（The Biopolitics of Feeling）（2018）感到兴奋，因为它对你我都觉得使人恼火的这些重新（塑造）配置和（消解）行动之理论（these theories of re(con)figuring and (un)doing）进行了反击。经由科学史，她认为感想（impressions）和易感性（impressibility）（产生情动和受情动影响的能力 the ability 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是内在于（are baked into）生命权力的结构本身（the very structure of biopower）中的，因而也在种族、性、和物种的现代概念中（the modern concepts of race, sex, and species）。“那些试图以灵活物质性（flexible materiality）来挑战生物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s）的当代框架（contemporary frameworks）并没有摆脱自由人文主义的政治遗产（political legacies of liberal humanism）——相反，它们不知不觉地重述了（recapitulate）感觉之生命政治的概念装置（the conceptual apparatus of the biopolitics of feeling）”（11）。我对她所说的话的含义（implications）很感兴趣，因为它与跨儿理论有关，特别是“跨（trans）”既作为前缀又作为动词（a prefix and verb）都被用作为以摆脱走出人类的定式二元对立（fixed binaries of the human）的一种理论捷径（a theoretical shortcut）。舒勒的论点是，可塑性（plasticity）实际上是种族科学（racial science）、生物学、和遗传学（heredity）的核心所在。受情动影响的能力（the ability to be affected），改变和适应和缠络卷入（enmesh）一个人的周遭环境的能力，实际上被视为“文明开化”的一个标识（a marker of “civilization”）。在这个框架中，跨(儿)化（transing）（即，边界跨越 boundary crossing）失去了其对激进政治的牢牢把握（loses its purchase on radical politics）。

朱华敏

正如我所说的，我不能忍受跨（儿）化（transing）。名词动词化/动词ing 并不能创造一种理论（Verbing does not a theory make）。但如果我们不得不坚持下去，跨（儿）化（transing）应该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从每个人的性别都是一场政治灾难并拒绝修复它（everyone’s gender is a political disaster and refuse to fix it）这一前提（the premise）出发的方法论。玛丽沙·布罗斯托夫（Marissa Brostoff 2017）最近在《differences》中发表的关于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是我很久以来读到的，也许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跨儿研究学术工作之一。她的主张基本上是，詹纳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unwittingly engaged in）一个坎普表演（camp performance），其对象是酷儿政治本身：正如变装皇后（the drag queen）曾经为巴特勒揭示了性别的脆弱惯例（ the fragile conventions of gender）一样，凯特琳·詹纳，以及在她的短命真人秀节目《我是凯特》（short-lived reality series I Am Cait）中对“跨儿行动主义（trans activism）”进行的胆怯、半途而废的尝试（her timid, half-assed attempts），现在则揭示了政治本身的脆弱惯例（the fragile conventions of the political as such）。这是一篇美丽的文章以及一个精明的论点。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拒绝反规范性之盛况（the pomp of antinormativity）以及后人类之境况（the circumstance of the posthuman），而选择更慢、更小、更关注（more tuned in to）普通生活（ordinary life）无法符合（fails to measure up to）我们强加给（thrust upon）它的政治分析的方式，的东西。

当然，在某些时候，这种思考线路会让你完全离开学术界。（这是我由衷希望的圆满结局。’Tis a consummation devoutly to be wished）我们在计划这次对话时曾开玩笑说，如果我们真的（really）想颠覆这个领域的正统虔诚（the pieties of the field），我们就会放弃我们选择的话题，而只是坦率直白地谈论我们作为跨性者的生活，就像我们在晚餐或短信中交谈的方式。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学术端正（academic decorousness），而是因为在让读者读到关于作为跨儿（being trans）的真实感受之前，《TSQ》的版面就会先失火身处争议（catch fire）。

我言过其实了。有一点点。

朱华敏（Andrea Long Chu）是一名作家、评论家、和纽约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她的文章已经或即将出现在 n+1、Artforum、Bookforum、Boston Review、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4Columns、Difference、Women and Performance、TSQ、和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她的书《女性：一种问题》（Females: A Concern）即将出版【本书现已出版，译注】。

埃米特·哈辛·德尔格（Emmett Harsin Drager）是南加州大学美国研究与族裔（American Studies and Ethnicity）的博士候选人。埃米特的论文暂定名为《将被识见：跨性者与医学凝视》（“To Be Seen: Transsexuals and the Medical Gaze”），主要研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学性别诊所（the university-based gender cli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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