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规训/得到学科化：现在关于酷儿研究的跨儿*是什么？ #

Keegan, C.M. (2018). Getting Disciplined: What’s Trans* about Queer Studies Now?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7(3), pp.1–14. doi.org/10.1080/00918369.2018.1530885.

作者：凯尔·M·基根（Cáel M. Keegan）
译者：許顓頊（they/them/祂/佢/TA）

翻译说明

译者的翻译是以冗长的词意叠加以及对原文的尽可能保留（词汇、结构等），同时译者不在意格式规范（比如会刻意使用空格、破折号来引导阅读节奏）亦或其它相关翻译规范。
译者的翻译是机械且僵硬的，完全没有把握住行文的细微差异（nuance），译者不做细分，也认为纠结于此没有意义。
译者再次为本译文中蓄意出现的拗口词汇组合表示抱歉。
“sexuality”在本文大部分翻译为“性意识”，但读者完全可以理解为“性”、”性存在“、“性取向”等等；“experiences”翻译为“经验”或“经历”；“pattern”，“mode”，“schema”全翻译为“模式”；sex 只译为“性”、gender 只译为“性别”；当 trans 独立使用时翻译为“跨儿”，其它情况下翻译为“跨性/别”；transgender 译为“跨性别”； transsexual 译为“跨性”；woman 译为“女人”

摘要 #

这篇文章绘制了跨儿*研究（trans* studies）可能面临的认识论领域（the epistemological terrain），因为它正被广泛地被收编到（incorporated into）酷儿研究项目中，通常被安置在女人研究部门（women’s studies departments）内。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酷儿研究和女人研究迅速专业化（professionalized），产生了学科/规训权力的新模式（new modes of disciplinary power），这些模式可能试图包括或引用跨儿*研究（include or cite trans* studies），但往往不完全欢迎其具体的物质和政治投入（specific material and political investments）。在这种境况下，跨儿*研究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一种但是（a but）——一种知识障碍（an epistemic blockage），一种从合适对象转移的干扰（a distraction from proper objects），一种对惯习通常方法的阻碍（a hindrance to customary methods）——而必须被加以规训（must be disciplined）。

关键词 #

跨性别（transgender）；跨儿*研究（trans* studies）；规训/学科（discipline）；酷儿研究；LGBTQ 研究；女性主义；女人研究（women’s studies）

连词（conjunction）
用于介绍与已经提到的内容形成对比的东西
用来表示除了所陈述的内容外，不可能有其它事情发生
用来介绍一种表达惊讶或愤怒之感的反应
介词（prepositi on）
除了；除……之外；不同于（except; apart from; other than）
副词（adverb）
仅仅；只有（no more than; only）
名词（noun）
反对某事的论据；反对。

——沙拉亚 Shraya, 《棕色皮肤常常感觉像一种“但是”》 “often brown feels like but”

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主要在于（consists in）创造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新客体（a new object）。

——巴特，1972年，第三页

现在跨儿*研究（trans* studies）在酷儿研究（queer studies）中的位置（position）是什么？1十三年前，在《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专门审视酷儿研究这个新兴领域的承诺和障碍的一个特别合刊（double issue）中，大卫·L·英格（David L. Eng）、杰克·霍伯斯坦（Jack Halberstam）和何塞·埃斯特班·穆尼奥斯（José Esteban Muñoz）问道：“现在关于酷儿研究的酷儿是什么（What’s Queer About Queer Studies Now）？”（2005年）。在2005年，酷儿研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它围绕着，将性意识作为一种“适当对象”的调查（the investigation of sexuality as a “proper object”）（Butler，1994年），的僵化进程（its rigidification around）了。为了回应这一新兴的学科轨迹，三位编辑要求了（requested）一种摆脱对，将性意识（sexuality）作为一个“批判性调查的特权站点”，的专注，的酷儿研究（2005年，第4页），呼吁更新的、交叉性的酷儿研究（a renewed, intersectional queer studies），其“根据一种，对酷儿作为一个没有固定指称（a fixed referent）的政治隐喻（a political metaphor），的坚定理解来进行调整（calibrated to）"（第1页）。然而，尽管同一时代的跨性别学者对酷儿研究对性意识（sexuality）的窄化关注（narrowing focus on sexuality）和其对跨儿经验的寓言化（its allegorizations of trans experience）已经提出了强烈的反驳（Namaste, 2000；Prosser, 1998；Stryker, 2004），但“跨性别（transgender）”和“跨性（transsexuality）”在该文章中却令人怀疑地缺席（suspiciously absent）。就《什么是酷儿？》将跨儿*研究最早的品系（the earliest strains of trans* studies）归入到（subsumes）某种称为“酷儿研究”的东西的庇护范畴（the aegis）而言，它显然没有注意到跨儿这一差异和其特殊性（the difference and specificity of trans）——“由于怀疑猜想（suspicion）性别（gender）就是意味着（means）性意识（sexuality），即性别……不仅是性（sex）的掩饰（cover story），也是性意识的掩饰，所以有时会产生的一种混淆（conflation）”（Salamon, 2010年, 第103页）。在这个关于该领域之承诺前景（the field’s promise）的早期和形成性论述过程（this early and formative accounting）中，跨儿*研究，由于这几位编辑们试图提出解决的东西（seek to address）精确关注于性意识（the precise focus on sexuality），而被遮蔽在关于酷儿研究能够和应该做什么的故事中。

对于那些投入致力于在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的跨儿研究的人来说，自《什么是酷儿？》以来的机构轨迹（institutional trajectories）似乎很有希望（promising）：在过去的10年里，跨儿*研究已经获得了公认领域的这一地位（the status of a recognized field），现在自夸着（boasting）两本批判性的跨性别研究读本（two critical readers），一本杜克大学出版社的期刊（a Duke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一个国际会议（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以及一些享有声望的大学的聘用人员和博士后（a handful of hires and postdocs a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调查跨性别身份和文化的课程（courses）——如果不是批判性的跨儿*理论课程（courses in critical trans* theories）——出现在许多大学课程体系（curricula）中，通常是位于酷儿研究和女人研究项目（programs）中。学术界似乎已经到达了一个“跨性别者转折点（transgender tipping point）”（Steinmetz, 2014年），在这个转折点之后，跨儿研究可能会找到一个学科栖息处（a disciplinary home）。然而，关于这一来临的步伐速度和实践（the pace and practice of this arrival）已是非常不平衡的：在精英知识中心全力跑在前头，在其它地方被学生行动（student activism）所强迫，在许多地方通过微弱的包含性之话语被接纳（taken up through discourses of weak inclusion in many），并且经常被跨世代的和学科性的敌意所击落（shot through with intergenerational and disciplinary hostilities）。在新自由主义大学（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中，将酷儿研究和女人研究项目正式化（formalize）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也给跨儿*研究带来了知识障碍和政治障碍（epistemic and political barriers），因为跨儿*研究不等同于酷儿理论和学术女性主义的框架，且重视与两者分离出来的具体突破（specific breaks）。在酷儿和女人研究背景下工作的跨儿*研究学者和教育者（pedagogues）往往冒着“通过提出问题而成为问题（becoming the problem by bringing up the problem）”（Nicolazzo, 2017年, 第212页）的风险，即跨儿*研究在这些空间中不完全受欢迎。鉴于跨性/别生命（trans lives）生活（lived）的不安（the precarity）和跨儿*研究经常在不安的境况（the precarity）下进行，这种部分性和蹩脚的包含（this partial and ragged inclusion）是跨儿*研究“不能不想要的东西吗？” （Spivak，1996年，第28页）

受有色人种跨性/别诗人（trans of color poet）沙拉亚（Shraya 2016年）的作品《棕色皮肤常常感觉像一种“但是”》（“often brown feels like but”）的启发，这篇文章描绘了跨儿*研究可能面临的学科场景（the disciplinary scenarios），因为它越来越多地被收编到（incorporated into）酷儿研究项目，通常位于女人研究部门内。这些领域在过去20年里迅速专业化，产生了新的学科/规训权力模式（new modes of disciplinary power），这些模式可能会寻求包含或引用跨儿*研究，同时不完全欢迎跨儿*研究具体的物质投入或政治投入（its specific material or political investments）。在这种境况下，跨儿*研究可能被视为是一种知识上的障碍（ an epistemic blockage），是对合适恰宜对象的一种干扰（ a distraction from proper objects），或者是对通常/习惯方法的阻碍（ a hindrance to customary methods），其必须被加以规训（must be disciplined）。2我们可以将跨儿*研究在这样一个学科场景（a disciplinary scenario）中的话语地位（discursive position）概念化为但是（but）。这个但是（but）将发挥多种功能：作为一种连词（a conjunction），但是（but）可能通过对比（contrast）、惊喜（surprise）、或对不可能性的断言（the assertion of impossibility）来提醒我们障碍或问题的存在，只是其本身却被视为是在构成障碍或问题（only to be viewed as constituting a barrier or problem itself）。作为一种介词或副词（a preposition or adverb），但是（but）可能坚持强调（insist on）跨儿*研究的独立分散性（discreteness）或特殊性（specificity），只是被认为范围太窄或有限而被摒弃轻蔑（dismissed）。作为一个名词，但是（but）可能被强加给跨儿*研究，以将其主张（claims）框定为仅仅是反对性的（merely oppositional），而不是为了创造新的条件或模型（the creation of new conditions or models）。在所有这些事例情况下，但是（but）可能被一种无法承认（acknowledge）其自身力量的学科/规训安排（a disciplinary arrangement）而被视为不宽容（intolerance）或懊恼（frustration）：但是（but）既成为跨儿*研究必须说的话，又成为跨儿*研究可能被反过来被摒弃轻蔑（reciprocally dismissed）的方式。

在这种学科境况（disciplinary conditions）存在的程度上，跨儿*研究可能因此被证明对其机构主人（institutional hosts）来说“太困难了”（Ahmed，2014年，第四页），只能作为一种中断、一种爆发、一种破坏性的集体（as an interruption, an outburst, a disruptive body）而被领受（received）。我们可以假定包括（presume to include）但是（but），但这种包含（inclusions）往往是以一种沉默为前提的：一种默示协议（a tacit agreement），但是（but）将被撤回来作为交换来达成这种默示协议（will be withdrawn in exchange）。如果不是这样，麻烦就会随之而来。然后，关于这个景象的坏感觉（the bad feeling of this scene）可以归因于（be ascribed to）作为对，被假定为是构成任何对话的必要条件的情况，的“湮灭”的（as an “annihilation” of the terms presumed necessary to any conversation）但是（but）（Awkward-Rich，2017年，第822页）。然后，但是（but）可能会被“闻知当作为（heard as）是一种抱怨（a complaint），然而这种抱怨在实际上是没有被听到的（being heard）”（Ahmed，2017年，第四页）。如果是这样，跨儿*研究可能会成为一个但是（but），其没有任何值得调查的东西（beyond which lies nothing meriting investigation）：“如果你被闻知当作为是抱怨（are heard as complaining），那么你所说的是可以被轻视摒弃的（dismissible）……当你被闻知当作为是抱怨时，你就失去了关于（the about）：你所讲的（speaking about）东西没有被听到”（Ahmed，2017年，第四页）。其结果是一种知识上的难题（epistemic conundrum）：对于那些建构和强制执行学科/规训安排（the disciplinary arrangement）的人来说，但是（but）可能被视为一种话语暴力（a form of discursive violence）——但对于跨性别者们（transgender bodies）来说，不论述说明但是（not articulating but）可能是另一种更可怕的暴力。当“真相（truth）”，作为可能被听到闻知的东西，是一种不能从一个人的嘴里说出的口型时，跨儿*研究可能会想知道，“说出真相的代价是什么”（Wilchins，2006年）。我们（还）不知道在这些知识对抗（epistemic confrontations）之外，跨儿*研究会变成什么。

长期以来，跨儿*研究一直关注叙事学（narratology）——关注对，将会充分允许跨儿*身体和生成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trans* bodies and becomings），的叙事结构进行定位（locating narrative structures）的项目。这些关注直接来自于跨性别者的知识需要和政治需求（the epistemic and political needs），TA们中的一些人的生命直到最近才开始被算作是重要的生命。对“好故事”的需求是对一种模式（a schema）的需求，在这种模式中，一个人可以作为问题之外的东西出现：一个好的故事是一个我们可以讲述不是但是（but）的东西的故事。贝彻尔（Bettcher，2013年）指出了这种首要必要性（primary necessity），她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我需要一个故事，以确保我对女人身份（womanhood）的主张，并阐明我（通常是疑惑的 confusing）生活经历（life experiences）。否则我如何证明我的主张？还能怎样理解我的经历？”（第384页）。我们可以把（approach）跨儿*研究作为这样一个故事来对待——这个故事旨在阐明跨性别者的经历，并对我们对性和性别（sex and gender）的主张作出论述（account），没有这个论述，我们就无法完全作为，在别人叙事中的问题，之外，的东西而出现（we cannot fully appear as other than a problem in someone else’s narrative）。正如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所说，“不被包容安置也可以是教育学（not being accommodated can be pedagogy）”（2016年，第22页）。坚持包容安置（accommodation）是另一种教育学，是“从框定事件到框定框定者的转变/转移（shift from framing the event to framing the framer）”（Steinbock，2017年，第49页），这样我们就可以调查究竟是谁或什么在造成问题。

在下文中，我追踪了跨儿*研究在被邀请加入学术界的女人研究或者是酷儿研究背景时所面临的隐性双重束缚/进退两难局面（double-bind）3。虽然我所描述的模式（patterns）不一定能描述（not be descriptive of）每一个机构场景，但我在这里试图描绘出（map）知识和机构结构（the epistemic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通过这些结构，女人研究和酷儿研究可能会进行质询（interpellate）且进而将跨儿*研究纳入其中。由于这些领域对跨性别研究的招揽征求（solicit）并不完全，而且带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incommensurate purposes），它们在学术界的不断紧缩（increasing compression）可能会对跨儿*研究施加进一步的规训（exert further discipline），而跨儿*研究必须在，与它们各自期望（expectations）相关的关系中，占据（take up）具有矛盾性的展演性位置（contradictory performative positions）。在女人研究寻求解放女人和解放其它“像女人一样”因为性而受压迫（are oppressed by sex “like women”）的人（同志男 gay men、蕾丝边们 lesbians）的范围内，跨儿*研究必须展演出（perform）一种但是（a but），这种但是即，坚持反对（insists against）性从属（男>女）的基础性模式（the foundational schema of sexual subordination (M > F)），说出但是（but）性别（gender）并不是真的像那样（not real like that）。然而，为了回应酷儿研究对解构性别二元论（男/女）以揭示异性恋正统规范主义（the gender binary (M/F) to unravel heteronormativity）的致力投入，跨儿*研究必须彻底从而内外倒空（turn inside out），阐明一种表述性的但是（articulating a constative but），断言但是（but）性别是真的像这样（real like this）。这种双重束缚有可能使跨儿*研究陷入一种知识上的两难境地（an epistemic dilemma），这种境地重复着跨性别主体（transgender subjects）经常被迫进行（play）的学科/规范性语言游戏（the disciplinary language games）（Spade，2006年）。我将宣称，跨儿*研究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繁荣（thrive），这种情况使它有空间脱离女人研究和酷儿研究的知识结构（the epistemic structures）（Halley，2006年，第264页）。除非有意创造这样的空间，否则跨儿*研究必须将但是反驳给（retort but to）这两种学科邀请的框架（the frameworks of both disciplinary invitations）。

学科/规训位置一：压制（Disciplinary position one: Suppression） #

在学术界，对跨儿*研究最强烈的招揽征求（solicited）或许来自于女人研究——这个领域在过去十年中努力将“性别（gender）”和“性（sexuality）”纳入其合适对象（proper objects）。虽然它已经扩大了它的主题范围（topical purview），以包括 LGBT 研究和酷儿理论两者，但这个经过翻新改造的领域（有时被称为女人、性别，和性存在研究 women,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同时也因为被收编进了新自由主义大学（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4而在理论上变得僵化（theoretically rigidified），主要是在“多样性”和“公平”的幌子下被收编（the guises of “diversity” and “equity”）。女人研究被要求使自己在大学中具有辨识性（legible），以便获得一个安置（a home），它有时发现自己很难“将性别作为一个批判性的自反自指的范畴（a critical self-reflexive category），而是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或唯名的/名义上的类别（a normative or nominal one）”（Brown，2005年，第23-24页）。因为它越来越想谈论性别，并经常被迫讲述一个好的多样性故事（a good diversity story），所以女人研究可能会招揽征求跨儿*研究，认为它独特地适合分析关于性别的定式分类法（the fixed taxonomies of gender）。但是，由于女人研究也是一个“其本质取决于性别以符合遵守（conform to）这样一个定式经济（just such a fixed economy）”的领域（Salamon，2010年，第98页），它可能同时做出一些补偿性的举动来关闭隔绝跨儿*研究（close trans* studies off），努力保持一种“其自身是一个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一致性的领域（a field with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herence）的幻想”（Noble，2012年，第53页）。因此，女人研究项目试图收编跨儿*研究，可能会将“女人”和“跨性/别（trans）”作为分散各自独立的范畴（discrete categories ）（Malatino，2015年，第399页），进而努力在保留“女人”的首要地位的同时包含跨性/别（trans）。这一策略确保了跨儿*研究无法，就其所唤起的那样（as invoked），提出“女人”这一范畴可能包含的问题，也无法提出对象（“女人”）是否真的存在的问题。跨儿*研究没有被接纳进该领域之分析物的核心位置（the heart of the field’s analytic），而是成为“特殊的客人”（Malatino，2015年，第399页），通过一种“女人以及”的模型（a “woman plus” model）而被欢迎进入对话，这种模型将其搁置于可被认知辨识事物的边缘（the margin of what is cognizable）。在这种策略存在的地方，它们标志着“一种自我生成的、维持纪律的、和约束性的认识论实践（a self-generating, discipline-sustaining, and disciplining epistemological practice）”（Wallach Scott，2008年，第51页），这些实践限制了跨儿*研究可以问什么和说什么。

看起来是悖论的“跨儿*/女性主义”（the seeming paradox of “trans*/feminism”）正是这种境况的证明：随着跨儿*研究在学术界的出现，它也遭受到了来自更为规范性/学科性的女性主义取向（more disciplinary feminist orientations）内部的强烈冲击力（intensifying force），这些取向想要谈论和研究跨儿身体和身份，同时没有提供空间来安置回应（mount a reply）。许多试图处理这种境况的跨儿*研究工作都是以反驳（rebuttal）的形式来进行的，要么提供一个对比性的论述说明（a contrasting account），要么提供一个单调扁平的反对（a flat objection）。例如，史赛克（Stryker）和贝彻尔（Bettcher）（2016年）在《跨性别研究季刊（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TSQ）的跨儿/女性主义特别合刊（the Trans/Feminisms special double issue）的导言中明确表示，该期旨在反驳杰弗里斯（Jeffreys 2014年）新近的顺性主义（cissexist）作品《性别伤害：一种对跨性别主义政治的女性主义分析（Gender Hurts：A 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杰弗里斯的标题重申了（reiterates）一种压制策略（the suppressive strategy），通过这种策略，被称为“女性主义”的东西可以谈论和不顾反应地大发讨论（talk about and at）跨儿主体，同时保护自己不被称为“跨性别主义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的东西侵入。由于大学对包含（inclusion）的机构制度意愿（institutional will），女人研究似乎至少部分地陷入了类似的困境——被迫（pressed to）既要包含和谈论跨儿*研究，又要通过基础性的和自我生成的排斥（a foundational and self-generated exclusion）来压制其更多的批评性能量（critical energies）（Noble，2012年，第43页）。正如卡梅伦·欧阔得-里奇（Cameron Awkward-Rich 2017年）所说，“问题不是在于（一些）女性主义者希望（跨儿）消失。相反，问题是（跨儿）就在这里，而现在我们都必须弄清楚如何与之相处”（第832页）。这不仅仅是因为跨儿*研究挑战了作为一个领域的女人研究的传统指称物（the traditional referent）（酷儿研究也挑战了这种），而是关于这一知识景象的政治利害关系（the political stakes of the epistemic scene）使它特别需要捍卫这种挑战的合理性和地位（the legitimacy and place of that challenge）。对于跨儿*研究来说，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感到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它可能会产生一种感觉，即自己正在被变成一种不可能性（the feeling that one is being made into an impossibility）。在这样的学科场景（a disciplinary scenario）下，跨儿*研究可能会转向女性研究并且说，但是——你邀请了我（but—you invited me）。

跨儿*研究相对于女人研究的情况（the situation of trans* studies vis-à-vis women’s studies）对于酷儿研究来说很重要，这原因有很多：女人研究部门正在越来越多地吸收和/或创建在本科和研究生水平（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s）的酷儿研究课程（queer studies curricula）。LGBTQ 研究是 LGBT 研究和酷儿研究的一种混合体（a amalgam），其经常通过表面上对性从属模型的共同致力（ostensibly shared commitment to sexual subordination models）——也就是一种结束父权制（男>女）也将结束异性恋正统规范主义（ending patriarchy (M > F) will also end heteronormativity）的渐近/无线趋同假设（the asymptotic assumption）——而被加入到女人研究项目中。在这种跨学科安排中，酷儿经常被部署为一个过滤器（a filter），通过这个过滤器，跨儿*研究可以变得服从于（be rendered amenable）女性主义们，也就是服从于假定性从属关系作为一种共同认识论模式（sexual subordination as a shared epistemological mode）的女性主义们（feminisms）。5由于酷儿有可能通过一种对同志男（gay men）的隐性关注来威胁取代“女人”（Awkward-Rich, 2017, p. 832），女人研究可能会被促使使用“酷儿”来讲述一个故事，即所有被压迫的主体（oppressed subjects）是如何像女人被压迫那样而被压迫（are oppressed like women are）的故事——也就是，作为未能成为霸权式的男性气质（fail to be hegemonically masculine）的阶层（classes）——从而保留了“女人”作为指称物的中心位置。跨儿*研究可能会进而被贴在（be affixed to）女人研究所考虑的事情（women’s studies considerations）的末尾，通过增加 “酷儿”作为一种次要的和支持这套性从属理论的（a secondary and supporting body of subordination theory）添加物，仅接在女性主义之后，并且在其尾端的关注对象——“LGB”的远端（the far side of its trailing objects of concern—“LGB”）。

在酷儿研究被大学规训（disciplined）而接受这些框架的情况下，它无法解释（account for）跨性/别身体和政治的独特定位性（the unique positionalities of trans bodies and politics），因此跨儿*研究必须做出回应，坚持但是（but）性别不是真的像那样（not real like that）。对跨性/别的压迫（trans oppression）不能用从属模型（a subordination model）来概念化，在这种模型中，一种性别或一种性意识（one gender or sexuality）单方面地压迫其它性别或性意识，就仿佛身体纯粹毫无疑问地是某些性别/性（certain genders/sexes unquestionably），或者仿佛二元性别/性（binary genders/sexes）整齐地映射在权力的运作上（map neatly onto the operations of power）。研究从属关系的女性主义们（Subordination feminisms）和它们的学科对应者（disciplinary counterparts）必须把性别固定下来，以便把它与二元权力关系（the binary power relations）联系起来，这种权力关系从底部支撑加固了（undergird）这些女性主义们对父权制（男>女）和异性恋正统规范主义的基础性批判（their foundational critiques of patriarchy (M > F) and heteronormativity）。因此，它们需要继续假设存在有“女人”和“同性恋者（homosexuals）”这样的东西（Halley，2006年，第113页），这些是——在跨儿在其削弱分辨哪种性别或性的能力（the ability to tell which gender or sex is where）的情况下（in its undercutting of）有可能被跨儿威胁扰乱（threatens to scramble）——的范畴们。要完全认可（acknowledge）跨儿*研究，就是要颠覆整个从属关系模型（subordination model）对性别的致力投入，这种对性别的致力投入是了解，所有女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被压迫，或者所有同志和蕾丝边（gays or lesbians）作为一个阶级而被压迫，的一种方式。在一种通过性从属模式达成的（struck through sexual subordination models）女人研究 + LGBTQ 研究的伙伴关系（a women’s studies + LGBTQ studies partnership）中，W、L、和 G 将需要 T 保持沉默，以保持它们作为基于性别和性的可读可辨识性（based on the legibility of gender and sex）的范畴的一致性。目前还不清楚这样一种安排，在这种安排中，对主要成员的承认需要部分地抹去更多的边缘它者，这种安排如何能愉快地凝聚在一起（Awkward-Rich，2017年，第828页）。尽管欧阔得-里奇（Awkward-Rich 2017年）总结说，这种情况让所有人都感觉很差，但他在其它地方观察到，对 W 和 L 来说，“所生存下的（what is being survived）主要是一种学术论争（an academic dispute）”，而对 T 来说，岌岌可危的（what is at stake）是 “一类人的物理存在（physical existence of a category of people）”（第827页）。在这样的条件下，跨儿*研究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说着但是（but），即使这但是（but）扩展了它可能被排斥的项目本身（the very terms）。

学科/规训位置二：引用（Disciplinary position two: Citation） #

考虑到女人研究中可能展开出现的学科场景（disciplinary scenario），跨儿*研究可能会把，与女人研究部门无隶属关系的（unaffiliated with）酷儿研究项目，作为招揽施加影响的地方（as places to find purchase）。酷儿研究确实对跨儿*研究比较乐于接受（hospitable），尽管通常只是作为其主要调查研究——性存在（sexuality）——的一种“附录物（addendum）”（Love, 2014, p. 174）。由于酷儿研究倾向于将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作为“区别于异性恋正统规范主义（heteronormativity）的主要手段（the primary means）”（Stryker，2004年，第214页），它往往难以理解跨儿现象和对跨儿的压迫（trans phenomena and trans oppression），因为两者是独特地关于性别认同和出生性指派（gender identity and sex assignment）的事情。相反，同性恋研究在历史上部署利用（deployed）“跨性别（transgender）”这一范畴来“容纳所有的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从而确保同性恋和异性恋两者（both homosexuality and heterosexuality）都是“稳定且规范性的范畴（stable and normative categories）”（Stryker，2004，第214页）。希瑟·爱（Heather Love）反思了酷儿研究将跨儿现象（trans phenomena）作为其对性和性别的理论化（its theorizations of sex and gender）的一种证据性档案（an evidentiary archive）的使用，指出：“酷儿研究并没有完全参与研究（engaged）跨性别者的物质条件（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transgender people），反而是将性别非规范性（gender nonnormativity）作为酷儿性的标志或寓言（a sign or allegory of queerness）”（第174页）。在这种特定的酷儿研究模式中，跨儿被引用为其它东西的例子（酷儿），这种其它东西取代了它并代表它说话（an example of something else (queer) that supersedes and speaks for it）：与其通过软包含形式（weak forms of inclusion）来压制跨儿*研究，酷儿研究反而可以援引和引用（invoke and cite）跨儿*研究，在跨儿可以服务酷儿理论之目标的情况下：消解异性恋正统规范主义，如此一来消解对其进行支撑的性别二元论（the dissolution of heteronormativity and thus the undergirding gender binary）。然而，这一目标产生的效果对所有跨性别者们来说未必是好事，TA们中的许多人重视分散独立互不相关的男/女范畴（the discrete categories of M/F），并寻求主张（seek to claim）作为男性主体或女性主体的身份地位（status as either male or female subjects）（Awkward-Rich，2017年，第838页）。虽然女人研究可能需要对跨儿*研究进行规训，因为它挑战了性从属之模式（the schema of sexual subordination），但酷儿研究经常将跨儿*研究纳入（absorb）其反规范性的和解构性的体系（its antinormative and deconstructive regimes）中，同时没有充分探究询问（inquiring after）这对跨性别者生命所产生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for transgender lives）。

由于酷儿研究倾向于将性别、性意识（sexuality）、和身份理解为规范性权力的效果（effects of normative power），它可能会侵蚀一种基础（the bases），即跨儿*研究可能合理地声称（legitimately claim）性别是感受到的或天生体验到的（gender as felt or innately experienced）之主张的基础，从而它就复制了也可以在污名性的医学话语和政治话语（stigmatizing medic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s）中找到的对跨性别经验的否认（the denial of transgender experience）。在很大程度上当跨儿现象颠覆了性别规范（subvert gender norms）时，酷儿研究就会重视跨儿现象，并在历史上就其本身对跨儿的某些部分（some portions of trans）进行了分类、引用、和规训，同时却将其它部分视为是倒退的或遵从规范的（retrograde or conformist）而加以拒绝（比如易装 crossdressing、性别酷儿 genderqueer 、和雌雄同体 androgyny 是受到欢迎的；而跨性 transsexuality 则不是）。早期，跨儿*研究学者们对酷儿研究，将跨性/别（trans）作为对性别之颠覆的一种寓言（an allegory for the subversion of gender），的贪婪对待（acquisitive treatment）进行了强烈的反对：哈雷（Hale 1997年）的早期文章《为非变性者（Non-Transsexuals）撰写跨性者（Transsexuals）、跨性（Transsexuality）、跨性主义（Transsexualism）、或跨性/别（Trans）提供建议规则（Suggested Rules）》，其建议研究人员和理论家要“小心复制以下的话语运动（ discursive movement）：对异域独特物的首初迷恋（initial fascination with the exotic）；对主体性的否定，缺乏对主流话语的接触（denial of subjectivity, lack of access to dominant discourse）；紧随着一种复原（a species of rehabilitation）”（第1页），而普罗塞（Prosser 1998年）的《第二层皮肤：跨性的身体叙事（Second Skins: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指出了，酷儿理论如何已利用跨性别（transgender）来“将同性恋体制化为酷儿（institutionalize homosexuality as queer）”（第5页），将跨儿（trans）视为“性/性别系统的建构性（the constructedness of the sex/gender system）的一种症状（a symptom），和代表这个系统的身份实现的不可能性（the impossibility of this system’s achievement of identity）的一种形象（a figure）”（第6页）。然而，也许是那马斯特（Namaste 2000年）在她那本被忽视的书《看不见的生命：对跨性者和跨性别者的抹杀（Invisible Lives: The Erasure of Transsexual and Transgendered People）》中，最能总结出反抗（resist）酷儿研究对跨儿现象的处于发展初期、引用性的关系（emerging, citational relationship）的必要性，该书始于提出了一个断然的论点（the flat thesis）：“由于理论和政治原因，就其目前所实践的方式而言（as it is currently practiced），酷儿理论需要被拒绝”（第9页）。虽然今天跨儿*研究越来越被理解为有别于酷儿研究，并且拥有其自己的分散独立的知识轨迹和政治框架（its own discrete intellectual trajectories and political frameworks），但酷儿理论仍然是更有特权的和核心的话语。

就酷儿研究能够与女人研究达成协议（strike a deal）以形成一个女性主义酷儿研究（a feminist queer studies）而言，它可能是通过一种协议（an agreement），即女人研究放弃从属关系模型而支持社会建构——一种，在“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相遇”（Schor & Weed, 1997年）的地方，经常享有近乎学科性强制执行（near-disciplinary enforcement），的理论。在“第三波”女性主义和酷儿研究认识论（queer studies epistemologies）之间的这种较为最近的结盟（alignment）中，不是性（sex）使，女人和那些像女人一样的人，从属于（subordinates）白人父权权威（White patriarchal authority），而是性别规范，这些性别规范遮蔽阻碍了（occlude）每个人寻找新的表达模式（new modes of expression）从而实现一个新社会（therefore realizing a new society）的方式。这种场景假想（posits）将对性别规范性的消解（the dissolution of gender normativity）作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本身（the very precondition for social progress）：要摆脱的东西不再是 M>F ，而是要摆脱，对，M/F二元作为 M>F 之来源，的信仰和重复（belief in and repetition of M/F as a source of M > F）。跨儿*研究的某些方面确实适合且顺从于（fit under and are amenable to）一个女性主义酷儿研究项目：就其服务于“超越二元论（beyond the binary）”的共同目标而言，跨儿*研究可以讲述这故事的一部分，尽管其使用的方式往往与酷儿研究没有区别。然而，对，社会建构作为女性主义酷儿研究的基础性概念，的接受（adoption），也可能对跨性别身体们（transgender bodies）产生规训效果（disciplining effects），因为跨性别身体们在理论本身中被独特地“建构为建构物（constructed as constructions）”（Bettcher，2013年，第298页）。6因此，女人研究和酷儿研究之间的联盟（alliance）可能会重视跨儿*研究，只因为它有能力证明性别是操演性的（to demonstrate gender as performative），但可能会挣扎于聆听（struggle to hear）其具体性别化的主张或物质具身体现的主张，为是真实的（its specifically gendered or materially embodied claims as real）。

任何将，社会建构作为女性主义酷儿研究所可能凝结在一起（cohere）的共同知识（the shared episteme）的形式化（formalization），都必须关心（concerning for）跨儿*研究，因为其包含了某类理论化和实践（strains of theorization and praxis），这些理论化和实践将性别理解为天生感觉到的和真正实际的（gender to be innately sensed and actual）——换句话说，是表述性的而非操演性的（constative rather than performative）。特别是在酷儿研究中，社会建构和操演性已在历史上以一种方式进行部署，这种方式使得，跨儿具身体现和身份的描述性表达层面，向政治摒弃否定敞开（opened up the constatively aspects of trans embodiment and identity to political dismissal）。正如普罗塞（Prosser 1998年）写道，“跨性（transsexuality）对于酷儿（queer），仍旧有很多东西必须是保持不可调和的（must remain irreconcilable）：（……）肉身对自我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flesh to self）；性与性别身份之间的差异（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x and gender identity）；在世上毫无麻烦地就能作为‘作为真正的性别’而通过（pass as ‘real-ly gendered’）的欲望；也许最重要的是……一种对身体的特定经验，其不能简单地超越（或实体化）直接意义物（a particular experience of the body that can’t simply transcend (or transubstatiate) the literal）”（第59页）。在《分裂的决定：如何以及为什么要从女性主义中暂时离开休息（Split Decisions: How and Why to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一书中，哈雷（Halley 2006）对这种根源分裂（this root division）进行了一种在结构上的映射描绘（a structural mapping），通过引用来阐明了普罗瑟的跨儿*研究叙事学（trans* studies narratolog）如何以及为什么必须与女性主义酷儿研究的巴特勒式社会结构（feminist queer studies’ Butlerian social construction）决裂（break from）。虽然诸如“跨性别”和“跨儿”等较新的组成（newer formations）试图消除这种认识论上的缝隙（smooth this epistemological gap），但在这些领域之间制定的（enacted）任何场景（tableau）中，酷儿研究对解构/失败的强调（queer studies’ emphasis on deconstruction/failure）和跨儿*研究对重建/恢复的关注（也许不是对于一种“自然的”性的重建/恢复，而是对于一种天生感觉到的性）（trans* studies’ focus on reconstruction/recovery (perhaps not of a “natural” sex but an innately sensed one)），之间的分歧，仍然是政治活跃的（remains politically active）：

正是在这里，在这我们曾经称为“跨性（transsexuality）”的地点，跨儿*研究可能最需要从女性主义酷儿研究中脱离出来，以陈述但是性别是像这样真实的（but gender is real like this）。如果没有一个合理化的语境（a legitimizing context）来支持跨儿*研究对身体作为决定性的（the body as determinative）和性别作为已知的（gender as known）两者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的主张，女性主义酷儿研究的先验命题/观点（the a priori propositions of feminist queer studies）就有可能威胁描述跨性（transsexuality）为在政治上受到怀疑和倒退（politically suspect and retrograde）。因此，跨性“揭示了酷儿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在它所青睐的性别操演性领域（favored terrain of gender performativity）之外或之下的东西”（Prosser，1998，第6页）。如果女性主义酷儿研究认为这种排斥是一个问题（它并不总是这么认为），它可能会通过在性和性别之间或者在欲望和身体之间划出界限这一举动来化解（defuse）这种情况——例如，声称酷儿是关于“非规范性的欲望和性实践（nonnormative desires and sexual practices）”，而跨儿是关于“非规范性的性别身份认同和具身体现（nonnormative gender identifications and embodiments）”（Love，2014年，第173年）。然而，这样的举动无法解释性意识和欲望（sexuality and desire）是如何依赖于性别（gender）和性化身体的物质性（the materiality of the sexed body）来正当其可辨识性（their legibility）。此外，女性主义酷儿研究对反规范性（即“变态反常”）（antinormativity (i.e., “perversion”)）作为一种学科的政治动力（disciplinary political impetus）的强调，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许多跨性别者寻求以作为“真正的”和“正常的”男人和女人生活（live their lives as “real” and “normal” men and women）。因为它想讲一个关于 M 和 F 之间没有物质上定式不可变的差异（no materially fixed difference）的故事，所以女性主义酷儿研究可能会在其解构和操演性的叙事中（its narratives of deconstruction and performativity）企求引用跨儿*研究，但它一直无法想象这个故事的结局，而没有把 M 和/或 F 的范畴扔掉，以及连同它们一起扔掉的，还有同时拥有像这样的性和性别的跨儿欲望的真实性（the realness of trans desires to have both sex and gender like this）。对于这样一个故事，跨儿*研究必须说，但是——你正在忘记我（but—you are forgetting me）。

结论：让彼此休息一下/打开彼此的破口（Conclusion: Giving each other a break）

因此，重要的是，要得出结论：为了开展它的工作，跨儿*研究需要被允许“从根本上是跨学科的，实际上是跨儿学科式地（radically interdisciplinary, indeed trans disciplinary）”（Noble, 2012年，第50页）打破（breaks from）女人研究和酷儿研究的既定认识论框架（the established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s）。虽然这种破口（breaks）可能已经在一些最主要的（leading）部门和项目中完成，但目前还不清楚类似的开始（openings）是否会在许多不同的学术空间（the many and varied academic spaces）中成为可能，这些空间正在寻求纳入或正在努力挣扎于认可跨儿*研究。为了打开这种的破口（to open such breaks），这些空间将需要处理跨儿*研究给它们的知识结构（epistemic structures）带来的紧张关系，这处理要“比女性主义对它与酷儿理论的关系的处理更好”（Halley，2006年，第270页）。由于女人研究和酷儿研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机构压力，需要为自己作为具有合适对象和明确方法（proper objects and defined methods）的学科进行辩护，它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讲述反过来规训跨儿*研究的故事。如果跨儿*研究想说得更多而不只是但是（but），那么它必须从这些故事中获得突破/得到休息（get a break from）。这就需要女人研究和酷儿研究重新思考——大学如何胁迫它们变成它们自己所谴责的学科形态的样子，从让它们（重新）产生“大部分它们声称属于（另外那边）的政治暴政”（(re)generating “much of the political tyranny they claim belongs (over there)”）——（Wiegman & Wilson，2015年，第13页）——这一事情。

同时，跨儿*研究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地方，也许这种条件就是但是（but）的隐藏优势。作为除了；除……之外；不同于（to be except; apart from; other than）是一种哀悼的条件（a condition of mourning），只适用于那些重视和期待到达来到（value and expect arrival）的人。等待别人以其它条件邀请你进入它们的故事，可能只是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你渴望的东西（the thing you desire）“实际上是对（你）我们的繁荣的障碍（actually an obstacle to (y)our flourishing）”（Berlant，2011年，第10页）。也许跨儿*研究，以其对灵活性和伸展性（flex and stretch）的致力投入，它对于那些框定故事的东西——即被定式为不过是（to be fixed as nothing more than）一个提醒人们超出隐性的学科框架之外的东西是什么的警示（ a reminder of what exceeds the implicit disciplinary frame）——不需要对这些东西说出任何比但是（but）更容易辨认的（legible）东西。现在，跨儿*研究，至少在部分上是一种标记这些其它故事所断裂的地方的实践（a practice of marking where these other stories break），即使只是片刻，也为其它东西提供一个突破断裂它们自己的机会（to offer others a break from themselves）。正如普罗瑟在1998年指出的，抵制将跨儿*研究收编入（the incorporation）其它领域，如酷儿研究，并不是拒绝联盟的价值（the value of alliance），而是实践一种联盟（an alliance）如何与一种编入/公司（a corporation）不同，实践联盟如何是“一种各方不同利益不应合并，事实确实不能完全被合并，的各方之间的临时的或策略性的联合。（a provisional or strategic union between parties whose different interests ought not to be—indeed cannot totally be—merged）”（第60页）。如果跨儿*研究的一方叙说但是是标记一种排斥（if one side of trans* studies saying but marks an exclusion)，那么另一方可能是一种教育学：这个但是（the but）是女人研究和酷儿研究如何仍能找到它们的断裂的地方——它们的故事现在无法找到联盟的地方。

在这样的断裂中，谁或什么是真正破损的？（Who or what really is broken in such a break?）

参考文献 #

Ahmed, S. (2014). On being included: Racism and diversity in institutional lif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Ahmed, S. (2016). An affinity of hammers.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3(1–2), 22–34. doi:10.1215/23289252-3334151

Ahmed, S. (2017, August 9). A complaint biography [blog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feministkilljoys.com/2017/08/09/a-complaint-biography/

Awkward-Rich, C. (2017). Trans, feminism: Or, reading like a depressed transsexual. Signs, 42(4), 819–841. doi:10.1086/690914

Barthes, R. (1972). Jeunes chercheurs. Communications, 19, 1–5. doi:10.3406/comm.1972.1276

Berlant, L. (2011). Cruel optim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ettcher, T. M. (2013). Trapped in the wrong theory: Rethinking trans o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Signs, 39(2), 383–406. doi:10.1086/673088

Brown, W. (2005). Edgework: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utler, J. (1994). Against proper objects.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Cultural Studies, 6(2–3), 1–26.

Eng, D. L., Halberstam, H., & Munoz, J. E. (2005). Introduction: What’s queer about queer studies now? Social Text, 23(3–4), 2–18. doi:10.1215/01642472-23-3-4_84-85-1

Hale, J. (1997). Suggested rules for non-transsexuals writing about transsexuals, transsexuality, transsexualism, or trans [blog post]. Retrieved from www.sandystone.com/hale.rules.html

Halley, J. (2006). Split decisions: How and why to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effreys, S. (2014). Gender hurts: A 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 New York, NY: Routledge.

Love, H. (2014). Queer.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2), 172–176. doi:10.1215/23289252-2399938

Malatino, H. (2015). Pedagogies of becoming: Trans inclusivity and the crafting of being.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2(3), 395–410. doi:10.1215/23289252-2926387

Namaste, V. (2000). Invisible lives: The erasure of transgendered and transsexual peopl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icolazzo, Z. (2017). Introduction: What’s transgressive about trans* studies in education no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30(3), 211–216. doi:10.1080/09518398.2016.1274063

Noble, B. (2012). Trans. Panic. Some thoughts toward a theory of feminist fundamentalism. In F. Enke (Ed.), Trans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and beyond transgender and gender studies (pp. 45–59).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itcher, E. N. (2018). Being and becoming professionally other: Identities, voices, and experiences of U.S. trans* academics. New York, NY: Peter Lang, Inc.

Prosser, J. (1998). Second skins: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alamon, G. (2010). Assuming a body: Transgender and rhetorics of materiali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chor, N., & Weed, E. (Eds.). (1997). Feminism meets queer theo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hraya, V. (2016). Even this page is white. Vancouver, BC: Arsenal Pulp Press.

Spade, D. (2006). Mutilating gender. In S. Stryker & S. Whittle (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Vol. 1, pp. 315–332). New York, NY: Routledge.

Spivak, G. (1996). Bonding in difference: An interview with Alfred Arteaga (1993-94). In D. Landry & G. MacLean (Eds.), The Spivak reader (pp. 15–28).New York, NY: Routledge.

Steinbock, E. (2017). Framing stigma in trans* mediascapes: How does it feel to be a problem? Spectator, 37(2), 48–57.

Steinmetz, K. (2014, May 29). The transgender tipping point [web article]. Time. Retrieved from http://time.com/135480/transgender-tipping-point/

Stryker, S. (2004). Transgender studies: Queer theory’s evil twi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0(2), 211–215. doi:10.1215/10642684-10-2-212

Stryker, S., & Bettcher, T. M. (2016). Introduction: Trans/feminisms.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3(1–2), 5–14. doi:10.1215/23289252-3334127

Tompkins, A. (2014). Asterisk.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2), 26–27. doi:10.1215/23289252-2399497

Wallach Scott, J. (Ed.). (2008). Women’s studies on the edg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eigman, R. (Ed.). (2002). Women’s studies on its own: A next wave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iegman, R., & Wilson, E. A. (2015). Introduction: Antinormativity’s queer conventions.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26(1), 1–25. doi:10.1215/10407391-2880582

Wilchins, R. A. (2006). What does it cost to tell the truth? In S. Stryker & S. Whittle (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Vol. 1, pp. 547–551). New York, NY: Routledge.

1 在本文中，我用跨儿（trans）来表示一套抵抗般的性别化/性化身份认同（resistantly gendered/sexed identifications），这包括着跨性别（transgender）和跨性（transsexual），而我用跨儿*（trans*）来表示一种更广泛的形成（a broader formation），包括着历史上由跨性/别人群（trans populations）创造的理论、文化生产、政治想象、身体、和物质实践（the theories, cultural productions, political imaginaries, bodies, and material praxes）。我在这里对星号的使用是与《跨性别研究季刊（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创刊号中的《星号（“asterisk”）》条目一致，艾弗里·汤普金斯（Avery Tompkins 2014年）在该条目文章中描述了星号的功能，即在一套分散独立的身份（a set of discrete identities）之外，“来为跨性别（transgender）或跨儿（trans）敞开更大范围的意义”（第26页）。星号还表明，对跨儿（trans）的假定指称（the presumed referent）并没有稳定下来（not settled）：虽然女人和性别研究（WGS）和 LGBTQ/queer 研究等较早的领域已经发展出更多根深蒂固的、中心化的，同时每个领域都在努力解构/取代（deconstruct/displace）的，指称（例如，称为“女人 women ”的东西和称为“基和蕾丝边 gay and lesbian”的东西），但对于跨儿（trans）的指称对象（the referred object）来说，并没有明确的领域特定的共识（field-specific consensus）。因此，跨儿*（trans *）表明了一种不稳定的境况（an unsettled condition），它反映了关于谁算是一个跨儿主体（a trans subject）的在历史上的种族化、阶级化、和性别化的社群内部政治（historically racialized, classed, and gendered intracommunity politics），同时也指出了跨学科理论阐述（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elaboration.）的一系列未确定的潜力（a range of undetermined potentials）。

2 我在这篇文章中使用“规训/学科（discipline）”来表示一些相互关联的效果（a number of interrelated effects）：首先，我使用它是指涉参考了（in reference to）福柯（Foucault’s）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的关于规训的理论（theory of discipline），即规训作为现代权力的一种主要模式（a primary mode of modern power），由机构和在机构内部进行（conducted by and within institutions），最明显的便是监禁和教育空间（carceral and educational spaces），以实现对身体的运动和情感的自我监管（self-regulation of the body’s movements and affects）。第二，我用它来表示在学术界内针对跨儿身体所制定的（arrayed at trans bodies）许多“规训措施（disciplinary measures）”。在他最近获奖的研究报告。埃里希·N·皮彻（Erich N. Pitcher）在他最近获奖的研究（award-winning study）《作为和成为职业上的它者：美国跨儿*学者的生活、声音、和经历（Being and Becoming Professionally Other: The Lives, Voices, and Experiences of U.S. Trans* Academics）》中，发现了直接针对跨性/别学者的广泛惩罚性措施（punitive measures），这些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perceived as）“在大学里但不属于大学（in but not of）”，TA们被暴露在大范围的排斥性和敌对性的人际、管理、和政策实践（a wide range of exclusionary and hostile interpersonal, management, and policy practices）。皮彻将跨性/别学者的定位性（positionality）描述为“总是已经在一系列的间缝（interstices）中：可能和不可能，真实和想象，内部和外部，可见和不可见”（2018年，第1页），一种“介乎之间的（betwixt）”状态，藐视违抗了学科性的范畴律令和方法论律令（the categ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eratives of disciplinarity）。第三，我使用“规训位置（disciplinary position）”暗示性地提到指涉（in suggestive reference to）BDSM 的情欲实践（the erotic practices of BDSM），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比在学术界内执行的监管和惩罚模式（the regulatory and punitive schemas）要求更多的批准/知情同意（require more consent）。最后，也是最明显的，我用“学科（discipline）”指的是对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的预期，即，知识生产以严格的决定性方式（rigidly determinative ways）进行，这些方式允许某些机构获得教授地位之特权（the privilege of professing status），然而其它的则被受制制伏在下面或被移到所产生的话语（the resulting discourse）的边界之外，的预期（the expectation）。

3 用萨拉·艾哈迈德的说法，我们可以把这种双重束缚/进退两难局面（double-bind）描述为一种“对锤子的亲和性/喜好性（affinity of hammers）”（2016年，第22页）：这是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研究和酷儿研究的学科层面（the disciplinary aspects）可以导致双重“锤击”（a dual “hammering”），其同时从几个不同的方向凿向跨儿生命（trans lives）。艾哈迈德指出，这样的锤击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反过来敲打它的来源——这是我在本文寻求的目标。

【Sara Ahmed 在讲述对“affinity”一词的使用时，是这么描述的“That word is often used to indicate a natural attraction, a natural tendency. An afﬁnity of hammers is an afﬁnity that is acquired; we become attracted to those who chip away at the worlds that accommodate our bodies. I think of the potential as atomic: an attraction or force between particles that causes them to combine” (Ahmed, 2016: 32-33)——译注】

4 关于这一轨迹的展开描述（an unfolding account），请参见2002年出版的合集《女人研究自立：机构变革中的新浪潮读本（Women’s Studies on Its Own: A Next Wave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Change）》（R. Weigman [E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以及2008年出版读本的《在边缘的女人研究（Women’s Studies on the Edge）》（J. Wallach Scott [E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5 在《分裂的决定：如何以及为什么要从女性主义中暂时离开休息（Split Decisions: How and Why to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中，哈雷（Halley 2006年）将性从属女性主义（sexual subordination feminism）描述为美国女性主义的主导形式，其“始终是一种默认设置的从属理论（a subordination theory），通过消解（undoing）女人、女性气质和/或女性性别/女性化性别（women, femininity, and/or female/feminine gender）对男人、男性气质和/或男性性别或男性化性别（ men, masculinity, and/or male or masculine gender）的部分的或全部的从属关系（some part or all of their subordination to）来寻求对女人、女性气质和/或女性性别/女性化性别的社会福利（the social welfare）”（第4页）。哈雷写道，这种从属关系模型（this subordination model）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某物 m 和某物 f 之间的区别（distinction）；致力于关于 f 对 m 的从属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代表 f 致力于反对这种从属关系”（第4-5页）。在这之后，哈雷观察到同志身份政治（gay identity politics）是如何从女性主义那里借用这种从属关系公式之层面的（aspects of this subordination formula）（第28页，109-111页），其主张一种模型，其中同性恋（homosexuality）从属于异性恋，就像女性（F）从属于男性（M）。

6 贝彻尔（Bettcher）这样描述跨儿主体在社会建构之故事中的处境：“细想一下：如果世界是一个舞台，我们都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跨儿个体在其中扮演演员（trans individuals play actors）。对于一个因被建构为一位演员而感到沮丧的人来说，仅仅声称每个人实际上都是演员，这本身就会抹去一个人被专门建构为演员（specifically constructed as an actor）所遭遇的独特和压迫性的方式（the distinctive and oppressive way）；这对，破坏（undermining），被专门建构为演员，这一事情，没有提供帮助；而这将加固（reinforce）一个人确实是演员的说法，并同时掩盖了，这样一种加固措施是被实行了的，的事实（the fact that such a reinforcement was being made）”（第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