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蒙尼镇上方对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所说的话：演绎跨性别愤怒 #

Stryker, Susan. “My Words to Victor Frankenstein Above the Village of Chamounix: Performing Transgender Rage.”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vol. 1, no. 3, June 1994, pp. 237–54. Silverchair, https://doi.org/10.1215/10642684-1-3-237.

作者：苏珊·史崔克（Susan Stryker）
译者：amber（she/they）

作者注

本作改编自一场原先在“Rage Across the Disciplines”（横扫学科的愤怒）会议上演的一场表演，该会议于1993年6月10日至12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科斯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举行，涵盖了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会议的跨学科性质、其主题以及组织者要求既有表演又有学术论文的呼吁，当时激发了我对一个让我深感关切的主题进行创意表达的灵感。作为「跨性别国家」（Transgender Nation）——这是一个激进地酷儿的（militantly queer）、采取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的跨性别倡导团体——的成员，我当时正参与组织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1993年年会上的干扰和抗议活动。在我们的规划会议上，讨论的很大一部分涉及如何利用跨性别经历中涌现的强烈情感，尤其是愤怒，并将其转化为有效的政治行动。我对通过对性别表演性概念的个性化运用，在更加学术的背景下批判性地审视这种愤怒的前景，感到着迷。我的想法，是有意识地表演一种酷儿性别（perform self-consciously a queer gender），而不仅仅是谈论它，从而在讨论中同时具身和实践这一概念。我希望作品的正式结构能通过复制我们在性别之间突然而又经常刺耳的过渡，表达一种跨性别美学——通过我的言辞形式，挑战性别的通用分类，就像我的跨性别性挑战了传统合法性别的规范、以及我在会议室中的表演挑战了可接受的学术辞令的边界一样。在表演中，我站在讲台上穿着「性别混搭」的装扮，包括战斗靴，覆盖在黑色蕾丝紧身衣上破旧的 Levi 501 牛仔裤，一件颈部和袖口被剪掉的撕破的「跨性别国家」T 恤，佩戴着粉色三角形石英水晶吊坠、垃圾金属首饰，以及一条挂在一截厚重的不锈钢链子上长达六英寸的马林鱼钩。我用我的黑色皮革徒步夹克装点了舞台，夹克上左肩上有手铐，右侧的系带上有彩虹自由戒指，背后贴有「变性」「铁 T（DYKE）」和「去你的恐跨症（FUCK YOUR TRANSPHOBIA）」等「酷儿国家（Queer Nation）」风格的贴纸。

译者注

本文将 sex 译为「性」，gender 译为「性别」，trans 译为「跨⼉」或「跨性/别」，transgender 译为「跨性别」，transsexual 和 transsexuality 均译为「跨性」，woman 译为「⼥性」或「女人」。

敏感内容警告

本文包含大量对恐跨（transphobia）和性别不安（Gender Dysphoria）的讨论，引用了许多针对跨性别者的歧视性发言并讨论了自身的性别不安经历，请读者在保障自己精神状态的情况下阅读。

独白 #

跨性身体是一具不自然的身体。它是医学的产物。它是科技的构造。它是一具被撕裂和重组为自身出生形态之外的肉体。因此我发现，自己作为一名跨性女性，与玛丽·雪莱所著《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之间，存在深刻的共鸣。像怪物一样，我也时常因自己的具身存在方式，不被完全视为人类；与怪物一样，人类社群对我的排斥，也引发了我内心深处持久而激烈的愤怒，而我，正像那怪物一样，将这种愤怒发泄在了我必须努力生存的环境中。

我并非是第一个将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与跨性身体联系起来的人。马利·戴利（Mary Daly）在《边界侵犯与弗兰肯斯坦现象（Boundary Violation and the Frankenstein Phenomenon）》中对跨性（transsexuality）的讨论，将这种联系变得明确，她将跨性者描述为女性空间的「尸恋侵略（necriphilic invasion）」者（69-72）。承认戴利对她有奠基性影响的珍尼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则较为含蓄地说，「跨性别问题最好通过道德规训使其消失（morally mandated out of existence）」，但在这个声明中，她仍然回应了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对怪物的情绪：「消失，卑鄙的虫子，或者更确切地说，留下来，好让我将你踩成尘土。你的存在即为对我的谴责」（Raymond 178; Shelley 95）。文学评论中普遍注意到，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是他自己阴暗、浪漫的对应物，是他构建出的异化他者，是他投射一切关于自己无法接受之处的对象；事实上，弗兰肯斯坦称怪物为「我的吸血鬼，从坟墓里放出的我的灵魂」（Shelley 74）。我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想法，即戴利、雷蒙德和别的与她们相类似的人类，也同样将跨性别者构建为了他们自己的「傀儡（golem）」[1]？

「怪物性」仍然是大多数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对跨性的描绘，以令人不安的细节，展示了当前文化对跨性着迷的底层焦虑和恐惧 [2]。因为，跨性（transsexuality）比任何其他任何跨性别（transgender）实践或身份，都更多地代表了动摇性别之固定性（fixed）这一身份政治基本前提的可能性。 那些将他们对社会正义的渴望投注于身份认同运动（identitarian movements）的人，会纯粹出于恐慌（panic）对我们说出若应用于其他少数群体，则只会在充满仇恨、白人至上主义和基督教法西斯主义的媒体中刊登的话。一封寄给旧金山某流行男/女同性恋刊物编辑的信中，这样写着：

我认为变性主义是一种欺诈，参与其中的人…是变态的。变性者声称他/她需要改变他/她的身体，以便成为他/她的「真我」。因为这「真我」需要另一种生理形态来展现自己，所以它必须与自然对抗。一个人不能改变自己的性别。发生的是一种外观的巧妙操纵：发生的是变异（mutation）。在扭曲（deformed）的表面之下，存在的是与扭曲之前相同的人。破坏或扭曲自己的身体的人，[表演了] 一种面对自然被欺骗且父权制的的荒诞闹剧，与真实存在相异化（alienated）。

信中，作者指名道姓地提到了一位自己之前在旧金山女性大厦的公共论坛上听过演讲的跨性女同性恋者，并继续说道：

当一个长着胸部的雌化（estrogenated）男人爱上一个女人，那不是女同性恋，那是被残害（mutilated）了的变态。[这个个体] 不是对女同社群的威胁，他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愤怒。他不是女同性恋，他是一个变种（mutant）男人，一头自制的怪物，一种畸形，一种侮辱。他应该被扇一巴掌。之后，他应该得到身体和心灵的康复。[3]

当这样的存在，告诉我我在与自然对抗时，我找不到与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对人类的敌意相比，更加悲伤于自己反对他们——或者说，反对他们声称代表的秩序——的理由。我并没有从他们的身边中坠落，我是像一个来自地狱、骑着哈雷摩托车、装着假阳具、身穿皮革的铁 T 一样，欢快地远离它的。

这种贬损性标签造成的污名化，并非没有后果。这些词语，有着毁灭跨性者生命的力量。1993年1月5日，来自西雅图的一位22岁的术前跨性女性，费利莎·维斯蒂玛（Filisa Vistima），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我在解剖上是『正常』的，这样我就可以去游泳了……但是，不，我是一个变种（mutant），是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两个月后，费利莎·维斯蒂玛自杀了。推动她陷入绝望的，是她在西雅图酷儿社群中经历的排斥。尽管费利莎自我认同并作为双性恋女性生活，但组织中一些成员仍因她的跨性别者身份反对她的参与。她作为志愿者服务的女同性恋资源中心（Lesbian Resource Center）进行了一项调查，确定自身是否应停止向跨性女性（male-to-female transsexuals）提供服务。费利莎对调查结果进行了数据输入整理；她甚至不必想象人们会如何看待她这种人。西雅图双性恋女性网络宣布，如果接纳跨性别者，它将不再是一个女性组织。「我相信，」一名成员在提到接纳双性恋跨性别女性时说，「男孩们（the boys）可以照顾好自己。」费利莎·维斯蒂玛不是男孩，她发现自己无法照顾好自己。即使在死亡中，她也没有从她声称归属的社群中得到支持。「费利莎为什么不寻求心理治疗？」西雅图同性恋新闻的一名专栏作家问道。「费利莎为什么不要求她的公民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愤怒的村民不仅将他们的怪物驱逐到了城市边缘，而且责备她面对火炬时的脆弱。费利莎·维斯蒂玛究竟死于自杀，还是西雅图的酷儿社群杀死了她？[4]

我想要宣称我怪物般身份（monstrous identity）的黑暗力量，而不将其用作伤害他人或自己的武器。我会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一个变性者，因此我是一个怪物。就像「女同性恋」「男同性恋」「酷儿」「荡妇」和「妓女」这样的词汇已经被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反归顺（anti-assimilationist）的性少数群体、追求性愉悦的女性以及性工作者们分别重新定义一样，像「生物（creature）」「怪物（monster）」和「不自然（unnatural）」这样的词汇，也需要被跨性别者重新定义。通过接纳和接受它们，甚至将它们堆叠在一起，我们可以消除它们伤害我们的能力。毕竟，在西欧文化的主导传统中，生物（creature）不过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存在，一个被制造的东西。你们人类之所以对被称为「生物」感到冒犯，是因为这个词对你们作为「创世主」、高于纯粹物质存在的存在的地位构成威胁。 就像被称为「它」一样，被称为「生物」暗示此人缺乏或失去卓越的人格（superior personhood）。然而，我并不感到羞耻，因为我承认自己与非人类的物质存在拥有着平等的关系；一切都源于相同的可能性矩阵（same matrix of possibilities）。「怪物」一词源自拉丁语名词“monstrum”，意为「神圣的预兆」，它本身是由动词“monere”的词根构成，意为「警告」。它一开始指代的，是那些具有异常形状或结构的生物，或者像狮身人面兽这样由引人注目的不协调部分组成的传奇生物；因为古人认为，这类生物的出现，是某种即将发生的超自然事件的迹象。怪物，像天使一样，充当了非凡之物的信使和传令官。 它们用来宣告即将发生的启示，实际上是在说：「请注意；一些深刻且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

听我说，我的同类们。我曾生活在不匹配我欲望的形体中，用血肉筑成了不协调解剖学部分的装配（assemblage），通过不自然的过程获得了近似自然的身体。我向你们发出警告：你们用来嘲笑我的「自然」是一个谎言。 不要相信它会保护你们免受我代表的东西的影响，因为它是一种伪装，掩盖了你们试图以我为代价维护的特权，是多么毫无基础（groundlessness）。你们和我一样，都是被构建的；同样无序（anarchic）的子宫孕育了我们两者。 我呼吁你们像我被迫面对自己的本性（nature）一样，考察自己的本性。我挑战你们像我一样，冒险去接受贱斥（abjection）并茁壮成长（flourish）。听从我的话，也许你们，也会发现自己身上的接缝（seams）和缝合线（sutures）。

批评 #

彼得·布鲁克斯在回答他最近在论文《什么是怪物？（根据〈弗兰肯斯坦〉）》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时提出，不管怪物可能是什么，它「都有可能是那些逃避性别定义的东西」（229）。布鲁克斯阅读了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关于一个过于有野心的科学家及其麻烦创造物的故事，将其视为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早期异议（dissent），而该传统当时在叙事形式上还尚未取得主导地位。他认为，《弗兰肯斯坦》在文本上通过一种叙述策略展开，该策略来自于视觉导向的认识论（a visually oriented epistemology）与一种重视语言的、认知身体真理的方法（approach to knowing the truth of bodies that privileges verbal linguisticality）之间的紧张关系（199-200）。在布鲁克斯运用的批评框架中，通过看而产生知识（knowing by seeing），和通过言说/听产生知识（knowing by speaking/hearing），是分别作为男性和女性而性别化的。在这个背景下，雪莱的文本受到了启蒙科学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真理主张所带来的，对知识当代重新排序的影响，并从女性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怪物通过自己在视觉领域中作为可行主体（viable subject）的失败，问题化了（problematizes）性别；尽管被称为「他」，但它提供了一种女性化（feminine）且潜在女权主义（potentially feminist）的，对抗被阳具化的窥阴癖（phallicized scopophilia）定义的方式。通过掌握语言，它主张了自己作为言说主体的位置，展现（enact）了自己在视觉领域中被否定的主体性，从而达成了这种反抗。[5]

不过，跨性的怪物性（monstrosity）以及它所带来的情态（affect），即跨性别愤怒，永远无法获取（claim）这样一种安全的抵抗手段：因为，语言无法有效地再现（represent）跨性别主体在语言结构中，从一个稳定的性别位置到移动到另一个位置的时间变化。我们的情况，实际上是对弗兰肯斯坦的怪物遇到的情况的倒置。与怪物不同的是，我们通常能成功地引用文化对性别化身的视觉规范。当我们通过一种局部地（provincial）使用语言的方式，明确宣称我们对自身无论如何仍然占据的主体位置拥有的不自然资格时，这种引用，就变成了一种颠覆性的抵抗。[6]

怪物拥有自身生命和意志的可能性，是弗兰肯斯坦感到恐怖的主要原因。这位科学家开始他的项目时，有着一个特定的目标——无非是完全使自然屈服于他的权力之下。通过现代科学，他找到了实现愿望的手段，他觉得科学的信徒们「已经获得了新的、几乎无限的力量；他们能够驾驭天堂的雷声，模仿地震，甚至戏弄那个无形世界及其阴影……我将取得更多，远远超过这些，」弗兰肯斯坦思考着，「我将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探索未知的力量，并向世界展示创造的最深奥秘」（Shelley 47）。然而，弗兰肯斯坦的成果与他的预期并不一致。他期待在怪物苏醒时体验到的狂喜，立即转变为了恐惧。「我看到怪物呆滞的黄色眼睛睁开……他的颚张开，嘴里喃喃自语，一边笑弯了脸颊。他可能已经说话了，但我没听见；他一只手伸出，似乎想留住我，但我逃脱了」（Shelley 56, 57）。怪物也逃脱了，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与创造它的人分道扬镳。在此期间，它了解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处境；怪物并未给予他祝福，而是咒骂着自己的创造者。玛丽·雪莱的科学家在这个自我指派的任务中的成功，恰恰悖论地证明了其无效性（futility）：拥有了新生命身体的怪物，并未展现弗兰肯斯坦对物质的掌控力，而是证明了它的创造者未能实现他掌控物质的目标。弗兰肯斯坦无法控制他所创造的怪物的思想和感情；怪物超越并否定了他的目的。

在这方面，作为一名跨性别者，我的经历与怪物的经历相类似。由跨性身体塑造的意识，并非由重新塑造其肉体的科学所创造，就像怪物的思想并非由弗兰肯斯坦所创造一样。 产生荷尔蒙和手术性别重分配技术的议程，并不比弗兰肯斯坦的议程更自负或更高贵。英勇的医生仍然在努力战胜自然。产生性别重置技术的科学话语，与通过完善身体追求不朽、通过超越绝对限制、实现整体掌控的幻想，以及创造生命本身的傲慢欲望，是密不可分的。[7] 它的系谱起源于比现代科学更古老的形而上学追求，而它的文化政治与试图通过服务自然化的异性恋秩序，而稳定性别身份的深刻保守力量，是一致的。

然而，这一切都不意味着，通过医学手段构建的跨性身体无法成为主体性的可能场所。这一切也无法保证，这样的个体，会完全遵从导致跨性具身方式（transsexual means of embodimen）出现的议程。当我们从自己重生的手术台上站起时，我们跨性者，成为了超越我们创造者构想的生物的另类存在。尽管性别重置的医学技术能够塑造出满足视觉和形态标准并产生「自然」效果的身体，但与这些技术的互动，会产生一种超越自然效果的主观体验，而这是与生物技术所能实现的自然效果相矛盾的。跨性的具身存在，就像怪物的具身存在一样，将其主体与其必须栖居其中的自然界置于了一种无法同化、充满对抗性、且酷儿（queer）的关系中。

在雪莱的小说中，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比鲍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在詹姆斯·威尔（James Whale）20世纪30年代那部经典电影中的演出，更加复杂地表达了它在自然世界中的不自然处境。电影评论家维托·鲁索（Vito Russo）指出，威尔对怪物的诠释，受到了导演在拍摄《弗兰肯斯坦》系列电影时作为深柜同性恋者的影响。他赋予怪物的悲剧感，源于他自己隐藏性取向的经历。[8] 威尔的怪物在世界眼中是怪异和不自然的，但它只是寻求同类的爱和人类社会的接纳，这将深柜状态中可能孕育的，那种梦魇般的孤独和疏离感，外化并体现了出来。但这，并不是那个使我如此有力地陈述自己身为公开跨性者状况的怪物。相反，我效仿的是玛丽·雪莱笔下的文学怪物，它机智、灵活、强壮且善辩。

在小说中，怪物逃离了弗兰肯斯坦的实验室，并孤独地躲藏在了阿尔卑斯山中。通过偷偷观察遇到的人，它逐渐获得了对语言、文学和欧洲社会惯例的了解。起初，它对自己的状况知之甚少。「我从未见过一个像我一样的存在，或者声称与我有任何来往的人，」怪物注意到。「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断地出现，但我无法解答它们」（Shelley 116, 130）。然后，在它逃离实验室时拿走的夹克口袋里，怪物发现了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日记，了解了自己被创造过程的细节。「我阅读时感到恶心，」怪物说。「知识的增加，只让我发现自己是一名多么卑贱的被抛弃者」（Shelley 124, 125）。

得知自己的历史，并被自己所有寻求成为同伴的人拒绝后，怪物的生活变得阴暗。「我的感觉是愤怒和复仇，」怪物宣言道。「我，像大恶魔一样，在我心中孕育着地狱」（130）。它本可以毁灭一切自然，但最终选择了一个更为迅速的计划，即，系统地谋杀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所爱的所有人。一旦弗兰肯斯坦意识到他自己抛弃的创造物是导致他最亲爱的人死亡的罪魁祸首，他悔过自责地撤退到位于日内瓦上方的山村，思考自己在怪物所犯罪行中的共谋。正当他漫步于位于香蒙尼镇上方、蒙布朗阴影下的冰川时，弗兰肯斯坦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冰面上向他走来。当然，那就是怪物，它要求与自己的创造者见面。弗兰肯斯坦同意了，两人一起退到一间登山者小屋。在那里，怪物通过几乎占据小说四分之一篇幅的独白，向弗兰肯斯坦讲述了它从自己角度看到的创造过程，向他解释了自己为何如此愤怒的经过。

这就是我在香蒙尼镇上方对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所说的话。像怪物一样，我能够谈论我的早期记忆，以及我如何意识到自己与周围每个人的不同。我可以描述自己如何用「跨性者」这个标签命名自己无法用其他方式解释的自己的部分，从而获得了一个怪物般的身份。我也发现了那些塑造了我的身体的人的日记，以及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塑造了像我这样的生物的人的日记。我详细了解了这种晚近的医学干预，进入跨性别主体性表达的历史；科学试图控制和殖民一种对性别强制性之抵抗方式的激进威胁：生殖器的物理改变。 [9] 我每天都生活在医学将我的身份定义为一种情感障碍的后果中。通过这种官方病理化的过滤，从我口中发出的声音，便可以被草率地解释为疾病思维的混乱咆哮了。

像怪物一样，我在这些条件下生活的时间越长，我积蓄的愤怒就越多。愤怒渗透我的肌肤，通过毛孔进入，浸透其中，最终成为流淌在我跳动的心脏中的血液，给我披上了颜色。这是一种因必须存在于违背我生存的外部环境中产生的愤怒。但我心中，还有另一种愤怒。

日记（1993年2月18日） #

金坐在我敞开的双腿之间，她背对着我，尾骨置于桌子边缘。她的左手死死地握住我的大腿，淤血一周后还清晰可见。她满头大汗，呼叫着，最终使劲一推，婴儿终于出生了。透过我的爱人的背部，贴在我自己腹部的皮肤上，我感觉到一个孩子从另一个女人的身体中移出，来到这个世界。陌生人的手把它夺走，用吸管将粘稠的绿色胎粪从它的气道中清理出来。「是个女孩，」有人说。我想是保罗。为什么就在那时，一团深沉且不请自来的情感，从我的心灵深处无言地涌现出来呢？这个奇迹的时刻不是处理它们的时候。我把它们推回去，知道它们太强大，无法长时间避免。

三天后，我们都筋疲力尽，略感失望，因为复杂情况迫使我们去凯撒医院，而不是在家里生产。我很想知道医院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个小部落在分娩室里四处活动的看法：史蒂芬妮，助产士；保罗，孩子的父亲；金的姐姐格温；我的儿子威尔逊和我；还有我们家的另外两个女人，安妮和希瑟。当然还有金和婴儿。她为婴儿取名为德纳利（Denali），以阿拉斯加的山为名。我不认为医务人员知道我们如何理解彼此之间的关系。当分娩开始时，我们轮流担任各种支持角色，但随着这场磨难的进展，我们进入了一个更为稳定的模式。我发现自己扮演了分娩教练的角色。几小时过去，通过数十次宫缩，我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金身上，帮助她控制情绪，让她完全投入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四目紧紧相对，防止疼痛使她将自己从身体中抛出（keep the pain from throwing her out of her body），与她一同呼吸，成为她的伴侣。我逐渐参与了围绕她女儿诞生的意识转变的仪式。分娩仪式的作用，是为自己准备一种深刻的开放状态，一种心灵和肉体的开放状态。金的身体为她将这一仪式过程带到戏剧性的高潮，提供了深刻而宣泄的体验。但我的身体却让我无所适从。我已经踏上了一场旅程，到了我的伴侣必须独自前行的地步，而我需要为自己完成我的旅程。为了完成我参与其中的分娩仪式，我需要移动的某些内在于我的东西，就像是人生本身一样深刻。

我从医院飘然回家，充满了一股无法释放的生命力。我一直忙忙碌碌，直到我独自一人：我的前任过来照看威尔逊；金和德纳利还在医院，与保罗在一起；史蒂芬妮已经离开，其他所有人都出去散步。最终，在我家的独处中，我像湿纸袋一样炸裂开来，通过我双手覆盖在脸上的筛子般的手，倾泻出我生活中的情感内容。几天来，我一直陪伴着我的伴侣走过她的旅程，逐渐敞开自己，准备放下内心最深处的一切。现在我身体中的一切都流淌出来了，从内部上升，通过我的喉咙，我的嘴巴流出，因为这些东西永远无法通过我的阴唇（cunt）传递。我知道我先前瞥见的黑暗将重新浮现，但在那之前，我还有广阔的情感海洋要体验。

最初涌现的，是对新生命存在的简单喜悦，一波接着一波。我无比快乐。我如此深爱金，对她的力量和勇气感到如此钦佩。我为我们与威尔逊、安妮、希瑟、德纳利以及随之而来的任何婴儿一起建立的酷同家庭感到自豪和兴奋。我们都尝过，在共同生活中以及那些我们无法给出足够名字的滋养而结合的亲密关系中，那令人振奋的可能性。 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是在一个逆向的边疆上开拓：冒险进入文明的核心，夺回生物繁殖权，使其摆脱异性恋主义，让其服务于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是强大的；在「传统家庭价值观」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变得强大。

有时，我仍为旧有但更为熟悉的生活方式的消失，感到哀伤。不久前，我的前任和我结了婚，成为了男女朋友。那份爱，是真挚的，我对失去它的悲伤，是真实的。我一直更想与女性而不是男性建立亲密关系，而这种渴望总是令我感到奇异。她需要保持异性恋的表象。我的肉体成为了一道异化我和自身欲望的隔阂。 我就像一个没有嘴巴的身体，在富饶的环境中感到饥饿。我不会让自己挨饿，即使为了打开自己以进行深刻的连接，我需要切断我实际拥有的、最深刻的连接。因此，我放弃了之前的生活，病创建了这个新生活。我们再次开始相处，那么多的争执，使我们的分离变得苦涩而又有一丝甜蜜。在分娩的那一天，即使在部分的恢复中，过去的失落也仍在那里；置于我生活中新发现的充盈感旁边，它唤起了一种令人痛苦但充满希望的悲伤，而这种痛苦淹没了我。

沮丧和愤怒很快涌上心头。尽管我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我的身份仍然感觉如此脆弱。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在一场巨大、综合的否定和抹消行为中，密谋着与我作对。在我出生的身体中，我真实的身份是隐形的；当我的身体让我的欲望看起来是异性恋的时候，我的酷儿身份是隐形的。现在，作为酷儿，我在女性中是隐形的；作为一个跨性别者，我在酷儿中是隐形的。作为一个新妈妈的伴侣，我经常作为一个跨性别者、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同性恋是隐形的——在过去的九个月里，我已经记不住多少朋友和熟人问我是否是孩子的父亲。这如此戏剧性地显示了他们根本不理解我在做什么。我所取得的任何可见、可理解、自我表现的代价，使得持续经历无形的经验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自然化秩序的集体假设，很快让我感到不堪重负。自然施加着如此霸权的压迫。突然间，我感到迷失、害怕，孤独而困惑。从前，我曾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小摩门教男孩，如今我成了旧金山的一名跨性别皮革铁T女同，拥有来自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怎么一回事？在这样一场漫长而奇怪的旅行中保持方向，似乎是一个荒谬的命题。家，已经远远在我身后，永远消失了，而无处可以容纳我休憩。 我被沉重的情感打击，迷茫着，感受到保护我的心灵围墙在慢慢融解，使我在面对可能伤害我的一切时变得脆弱。我哭泣着，沉湎于温柔对我所做的一切的悲惨（abject）绝望中。

一切都崩塌到了无法辨认的地步。一切都太痛了，我无法继续下去。今天，是我距离真正经历分娩最近的一次。我的身体做不到那一点；我甚至不能没有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流血，然而我却宣称自己是一个女人。凭什么？为什么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我真是一个该死的怪胎。我永远无法像别的女人一样，但我也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男人。也许创世之中真的没有我的位置。我对这无休止的运动感到厌倦。我与自然为敌。我与存在相疏离。我是一个自残的畸形体，一个变态，一个被困在怪物般的肉体中的变异体。天哪，我不想再次被困住了。我已然毁了自己。我正在陷入黑暗，我正在崩溃。

我进入了梦境。我在水下，向上游去。一片黑暗。我看到上方一道闪烁的光。我冲破水面，肺部欲裂。我吸气，却只发现了更多的水。我的肺里充满了水。内外都被它包围。如果我和我所在的东西没有区别，为什么我还没有死呢？在我上方有另一个水面，我拼命地朝它游去。我看到一道闪烁的光。我一次又一次地冲破水面。这水毁灭了我。我无法存在，然而——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不可能性——我存在着。为了离开这里，我愿意付出一切。

我将永远游下去。
我将一直死亡。
我将学会呼吸水。
我将成为水。
如果我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我将改变自己。

在这场神奇的变化中，
我重新认出了自己。

我是无根无际的运动。
我是狂暴的流动。
我与黑暗和湿润融为一体。

而我是愤怒的。

终于，这是我曾经阻挡的混沌。
终于，这是我的力量。
我不是水——
我是波浪，
而愤怒
是推动我前进的力量。

愤怒
将我的身体归还于我，
作为它自身流动的媒介。

愤怒
将水击出一个洞
我在这个洞周围凝聚
让水流穿过我。

愤怒
构成了我的原初形态。
它使我的头仰起，
将我的嘴唇拉回，露出我的牙齿，
打开我的喉咙，
并将我扶起嗥叫：
: 没有任何声音
能稀释
我愤怒的纯粹品质。

没有声音
存在
于这个没有语言的地方，
我的愤怒是无声的咆哮。

愤怒
最终将我抛回
这个平凡的现实中
在这个变易过的肉体里
它使我与我存在的力量结盟。

孕育着我的愤怒，
我的愤怒重新孕育了我。

理论 #

此时，一种正式的分割便显得非常合适了，因为我试图批判性地审视的情态（affect），我称之为「跨性别愤怒」，是从话语实践的交叉点和通用类别的崩溃中浮现出来的。这种愤怒，是主体处于一个由语言和物质性之间不稳定但不可分解的关系所支配的领域产生的，此时，语言组织并表义着（organizes and brings into signification）这样一种物质，它同时逃避着明确再现（definitive representation）并始终要求着自身在符号术语中的重新表达。在这个动态的领域内，主体必须不断监督自身建构的边界，以维持「内部」和「外部」的虚构，抵抗一个由意义/物质化组成的体制，其内在的不稳定性，使主观边界的破裂（rupture of subjective boundaries）成为了其常规特征之一。我试图定义的愤怒情态，位于主观性的边缘和意义的极限。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的认知，即在符号秩序中，持续违反主观空间之封闭性的物质「外在性」，也必然是「内在于」主体的，这便是其身体物质化和身体自我形成的基础。

这种原初愤怒，在主体因无法满足性别具身存在的规范而无法封闭时，具现化为跨性别的愤怒。跨性别的愤怒是一种主观体验，它被迫越过了那些朱迪斯·巴特勒所称的，那些决定了身体的可行性的高度性别规范的模式（highly gendered regulatory schemata），它被迫进入了一个「被抛弃的身体领域，一个扭曲（deformation）的领域」，因其不可栖居性（unlivability），包容并构成（encompasses and constitutes）了合法主体性的领域（16）。跨性别愤怒是一种酷儿愤怒（queer fury），是对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情感回应，其中，一个主体为了自己的持存，有必要采取一套使自己被排除在一个试图将自身树立为主体唯一可能之基础的自然秩序（a naturalized order of existence that seeks to maintain itself as the only possible basis for being a subject）之外的实践。然而，通过动员性别身份并使其具有暂时性（provincial）、开放于战略性的发展和占据，这种愤怒，使主体能够在不同可理解性规范管理（regulated by different codes of intelligibility）的新模式中，建立自身。跨性别愤怒提供了一种脱离强制性指定主体位置的手段。它通过完全主观封闭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complete subjective foreclosure），既组织着一种作为内在力量的外部动力，也组织着一种作为外部力量的内在动力。通过愤怒的运作，污名本身，成为了变革力量的源泉。[10]

我想在文本的这一特定时刻进行理论化，因为在我脱离了我爱人女儿出生后的卑贱情感状态（state of abjection）的那一刻，我就立刻开始为解释自己的经历而编织了一个故事。我开始进行理论化，运用我教育所赋予我的所有概念工具。无疑，我还可以讲述其他关于那些事件的真实故事，但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确切地知道了，是什么点燃了我在分娩室里的怒火。那就是婴儿性别被强加的非自愿性。 你知道吗，我告诉自己，用一只衬衫袖子擦去脸上的鼻涕，身体只有通过某种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模式来把握它们的物理特性，将肉体转化为有用的人造物品（useful artifact），才能被赋予意义。性别，便是这种转变的初始步骤，这与通过这一手段形成身份的过程密不可分，通过这一过程，我们被适应到异性恋经济体系中。权威抓住肉体的特定物质特性，特别是生殖器，作为未来生殖潜力的外在指示，将这一肉体构造成一个符号，并通过读取它以文化镌刻身体。性别的归属是强制性的；它以在物质上能够影响我们的方式，对我们的身体进行编码和部署，然而我们既无法选择我们的标记，也不选择它们所携带的意义。 [11] 在分娩室里的那个短暂的句子中，完成的便是这样一种行为：「是个女孩。」这是一个使我回想起自己与性别斗争的所有痛苦的行为。但这也是一种命令我参与对他人进行的非自愿性别化的行为。 性别化的暴力（gendering violence），是人类主体性的奠基条件；拥有性别是使个体可认知的部落纹身。我站在两次侵犯之间的痛苦之中，一次是性别的标志，一次是「它」的不可栖居性。我能说哪一个更糟吗？或者，难道我只能说，希望哪一个我最好能够幸存下来？

发现自己在父权法则面前卑躬屈膝、无能为力，怎能不产生无法言喻的愤怒呢？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这名父亲是一个穿刺、纹身、染紫头发的朋克同志无政府主义者，帮助他的酷儿朋友怀孕，那又有什么区别呢？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c）的语言，而不是言说者本身，是定义我们肉体的解剖刀。 我违抗这个法则，拒绝遵守其对我的性别的最初裁定。虽然我无法逃脱其权力，但我可以穿越其媒介。也许，如果我移动得足够猛烈，我可以在经过时扭曲它，留下我的愤怒痕迹。我可以愤然接住它，改变自己的名字，宣告我的跨性别身份，并获得重新书写自己的手段。虽然我可能不能亲自握住这支笔，但我可以在其下移动，为了我自己深层次的自我满足而行动。

面对跨性身体，理解一个自我表达着的跨性别意识，就是冒着风险，揭示自然秩序的建构性。 面对这种建构所造成的后果，便可能唤起那维系着自然性（naturalness）幻象的性别化（gendering）过程所造成的所有侵犯、失落和分离。我的跨性身体具现化了这种抽象暴力。作为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的传递者，我们跨性者常常因为别人的痛苦而受苦，但我们不会甘心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愤怒。而且，如果你愿意听这些怪物说话，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话要说：即便在导致对所有肉体进行文化强奸（cultural rape）的支配领域中，也仍然存在着有意义的能动性和行动的可能性。然而，请注意，你将在从事这项任务的过程中，重塑你自己。

通过以我个人的声音和怪物的身份说话，通过使用浪漫主义黑暗、潮湿的意象并偶尔陷入它的忧郁音调和宏伟的姿态，我采用了玛丽·雪莱用于引起对她笔下科学家创造物的同情的相同文学技巧。就像那个创造物一样，我在面对我的怪物性（monstrosity）所需的条件时，通过坚称我作为怪物的价值，重新定义了何为值得过的生活。 我提出了雪莱在她的小说前言中提出的，那个弥尔顿式的问题：「我是否要求你，造物主，从黏土中将我塑造为人？我是否有请求你从黑暗中提拔我？」她的怪物和我，以不贬低自己的方式，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因为我们已经辛苦地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构建了自己，并违抗自然秩序。尽管我们放弃了自然性的特权，但我们并不退缩，因为我们已然与混沌和黑暗结盟，而它们正是自然本身涌现的源泉。[12]

如果和我一样，这也是你的道路，那么，请允许我向你送出你在这种怪物般的恩典（monstrous benediction）中，可能需要的慰藉：愿你发现自己内心深处黑暗之力。愿它滋养你的愤怒。愿你的愤怒指引你的行动，也愿你的行动，在你为改变世界而奋斗时，也改变着你。

笔记 #

While this comment is intended as a monster’s disdainful dismissal, it nevertheless alludes to a substantial debate on the status of transgender practices and identities in leshian feminism. H. S. Hubin, in a sociology dissertation in progress at Brandeis University, argues that the pronounced demographic upsurge in the female-to-niale transsexrial poi)- illation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scendancy within lesbianisni of a bbci~ltiirafelminism” that disparaged and marginalized practices smacking of an unli1)erated “gender inversion” model of homosexuality-especially the butch-femme roles associated with working-class lesbian bar culture. Cultural feniinism thus consolidated a lesl)ian-feminist alliance with heterosexual feminism on a middle-class basis by capitulating to dominant ideologies of gender. The same suppression of transgender aspects of lesbian practice, I would add, simultaneously raised the spectre of male-to-female transsexual leshians as a particular threat to the stability and purity of nontranssexual lesbian-fwninist identity. See Echols for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is debate, and Rayniond for the most vehement example of the anti-transgender position.
The current meaning of the term “transgender” is a matter of some debate. The word was originally coined as a noun in the 1970s by people who resisted categorization as either transvestites or transsexuals, and who used the term to describe their own identity. Unlike transsexuals but like transvestites, transgenders do not seek surgical alteration of their bodies but do habitually wear clothing that represents a gender other than the one to which they were assigned at birth. Unlike transvestites but like transsexuals, however, transgenders do not alter the vestimentary coding of their gender only episodically or primarily for sexual gratification; rather, they consistently and publicly express an ongoing commitment to their claimed gender identities through the same visual representational strategies used by others to signify that gender. The logic underlying this terminology reflects the widespread tendency to construe “gender” as the socio-cultural manifestation of a material “sex.” Thus, while transsexuals express their identities through a physical change of embodiment, transgenders do so through a non-corporeal change in public gender expression that is nevertheless more complex than a simple change of clothes. This essay uses “transgender” in a more recent sense, however, than its original one. That is, I use it here as an umbrella term that refers to all identities or practices that cross over, cut across, move between, or otherwise queer socially constructed sex/gender boundaries. The term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transsexuality ,heterosexual transves- tism, gay drag, butch lesbianism, and such non-European identities as the Native American berdache or the Indian Hijra. Like “queer,” “transgender” may also be used as a verb or an adjective. In this essay, transsexuality is considered to be a culturally and historically specific transgender practice/identity through which a transgendered subject enters into a relationship with medical, gsychotherapeutic, and juridical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gain access to certain hormonal and surgical technologies for enacting and embodying itself.
Mikuteit 3-4, heavily edited for brevity and clarity.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draws extensively on, and sometimes paraphrases, O’Hartigan and Kahler.
See Laqueur 1-7, for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Enlightenment’s effect on constructions of gender.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Frankenstein to which Brooks responds include Gilbert and Gubar, Jacobus, and Homans.
Openly transsexual speech siniilarly subverts the logic behind a remark by Bloom, 218, that ‘babeautiful ‘monster,’ or even a passable one, would not have been a monster.”
Billings and Urban ,269, document especially well the medical attitude toward transsexual surgery as one of technical mastery of the body; Irvine, 259, suggests how transsexuality fi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exology, though caution is advised in uncritically accept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nssexual experience she presents in this chapter. Meyer, in spite of some extremely transphobic concluding comments, offers a good account of the medicalization of transgender identities; for a transsexual perspective on the scientific agenda behind sex reassignment techniques, see Stone, especially the section entitled “All of reality in late capitalist culture lusts to become an image for its own security’, (280-304).
Russo 49-50: “Homosexual parallels in Frankenstein (1931) and Bride of Frankenstein (1935) arose from a vision both films had of the monster as an antisocial figure in the same way that gay people were ‘things’ that should not have happened. In both films the homosexuality of director James Whale may have been a force in the vision.”
In the absence of a reliable critical history of transsexuality, it is best to turn to the standard medical accounts themselves: see especially Benjamin, Green and Money, and Stoller. For overviews of cross-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ex/gender, see Williams, “Social Constructions/Essential Characters: A Cross-Cultural Viewpoint,” 252-76; Shapiro 262-68. For accounts of particular institutionalizations of transgender practices that employ surgical alteration of the genitals, see Nanda; Roscoe. Adventurous readers curious about contemporary non-transsexual genital alteration practices may contact E.N.I.G.M.A (Erotic Neoprimitive International Genital Modification Association), SASE to LaFarge-werks, 2329 N. Leavitt, Chicago, 1L 60647.
See Butler, “Introduction,” 4 and passim.
A substantial body of scholarship informs these observations: Gayle Kubin provides a productivc starting poitit for developing not onl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but of genciered suhjectivity; on gender recruitment and attribution, see Kessler and McKenna; on gender as a system of marks that naturalizes sociological groups based on supposedly shared material similarities, I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some ideas on race in Guillaumin and by Wittig.
Although I mean “chaos” here in its general sense, it is interesting to speculate about the potential al)plication of scientific chaos theory to model the emergence of stable structures of gendered identities out of the unstable matrix of material attributes, and on the pro- duction of proliferating gender identities from a relatively simple set of gendering procedures.

引用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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