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女 #

Chu, Andrea Long. “On Liking Women.” N+1, no. 30, Winter 2018, https://www.nplusonemag.com/issue-30/essays/on-liking-women/.

作者：朱华敏（Andrea Long Chu）
译者：amber（she/they）

译者注

本文题目 “On Liking Women” 本应直译为「论喜欢女人」或「论喜欢女性」。不过，考虑到「爱女」一词在国内激女社群中的丰富内涵，该词蕴含的对即便女性之间「性缘关系」的复杂态度，国内激女社群对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女性）的敌意，以及作者对瓦莱理·索拉纳斯《人渣宣言》感到的吸引，借用「爱女」一此的内在含混性来翻译朱华敏的这篇名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另外，考虑到原文的写作风格，本篇译文保留了一些流行文化中经常出现但缺乏合适中文翻译的英文单词（如 “crush”），并采用了一些如「媎妹」之类流行于当代简中互联网的女权相关词汇进行翻译。

敏感内容警告

本文包含许多对恐跨（transphobia）和厌女（misogyny）的讨论，且包含大量对跨性别权益运动中「常识」的反思和颠覆，部分跨性别女性阅读时可能会造成创伤性体验，请在保障好自己精神状态的情况下谨慎阅读。

「割男协会（The Society for Cutting Up Men）」听上去像是个适合跨性别读书俱乐部的美妙名字。

某个学期的每周，我都会有一次提前离开课堂，与十五名穿着时尚短袖排球运动服和短裤的少女一起搭乘体育校车。我是其中唯一一名男孩。

偶尔，仍需要更衣的女孩会跟我们道歉，在一排座位后面把校服脱下，并换上队里的深蓝色运动服。对于一些较小的衣着调整，她们则只需要我闭上双眼即可。理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的比赛上。当作为官方记分员的我在一个复杂的电子表格上输入数字时，而女孩们会以青春的力量跃起、挖掘和跳跃。但比赛前灌输的多么严格的纪律，都会在比赛后逐渐消散。通常，在短暂停车后吃上高速公路出口的油腻食物后，女孩们就会变得毫不拘束：她们的球衣下摆不再系进裤中，紧身内衣、运动胸罩带也逐渐松开。带着比赛之后的疲倦，她们坦率地谈论着男孩、性和其他恶习，谈论着品味、恶意、以及微小而尖锐的欲望。我坐在那里，聆听，静候，耐心地等待，那个在一个普通无奇的周二傍晚，当客场比赛的校车缓缓驶回一个红州和另一个红州之间的边界上时，偶然从一个裸露的上臂传递到另一个裸露的上臂的电击脉冲（electric pulse）。

实际上，我从来没法区分自己到底是喜欢女性（liking women）还是想要和她们一样（wanting to be like them）。 多年来，前者的欲望将后者包裹其中，就像一颗太危险以至于无法咽下的胶囊。当我在童年的海底寻找那些能暗示未来的沉没记忆时，这些校车之旅是我能找到的最「同性恋」的事情。可能它们也没那么「同性恋」。毕竟，高中运动员常常试图将同性体育的内在同性恋情感压制在否认的沉重铁钉下。但我太渴望从那个害怕的异性恋男孩的废墟中挽救出一段真正的女同性恋记忆，而那是我永远都不会有机会体验的。唯一有望争夺这个称号的其他记忆，是我对我最好的朋友——一个情绪多变、声音低沉、热爱购物的女孩——的少年迷恋，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她竟然是在模仿电视剧《拉字至上（The L Word）》中的沙恩（Shane）。有一天，她告诉我，放学后有一个秘密要告诉我；我整天都充满了希望，期待她会向我表白。电话里，在经过一段足以淹没一切的漫长沉默后，她告诉我，她是女同性恋。「我想你确实可能会这么说，」我回答道，内心哭泣着。十年后，我们已经很久没了联系，而我给她发了短信。「一周前，我发现我是跨性别者，」我写道。「好多年前，你曾向我出了柜。只是回报一下。」

在我开始教授第一堂本科课程的几个月前，我这辈子第二次——但是作为一名女性第一次——阅读了瓦莱理·索拉纳斯（Valerie Solanas）的《人渣宣言（SCUM Manifesto）》¹。《人渣宣言》是一篇呼吁革命性地推翻所有男性的，可口而恶毒的女权主义大作；索拉纳斯于1967年，也就是她在纽约市德克尔大厦六层射伤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一年前，自费出版了这篇宣言。不知道我的学生会对此有何感受。课前，当我在洗手间整理口红并摆弄头发时，一个深思熟虑而真诚的年轻女子走近了我，课堂上她坐在紧挨着我右边的位置。「我喜欢索拉纳斯的文章，」她屏住呼吸告诉我。「我不知道这是可以研究的东西。」我歪了歪头，感到困惑。「你不知道可以研究什么？」「女权主义！」她兴奋地说。在课堂上，我不时看看这名学生的笔记，结果发现她用通常保留给喜欢的人名字的那种华丽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把整页写满了「人渣（SCUM）」这个词。

我也曾在大学时沉迷于女权主义。我也曾感受到了它秘密发现的激情。我曾在一个昏暗、拥挤的宿舍房间里偶然瞥见她，房间里充斥着电子音乐和模糊不清的意图（unclear intentions）：她是一个低调、自信的女孩，略带高傲，周围的一切都服从于她的引力。女权主义太酷了，她太自然地与时尚潮流相契合，不会对像我这样一个因社恐而直到高中才敢打电话的人感兴趣。而且，我听说她只和女性约会。因此，我对她只是限于远观。我在学生报纸对各种兄弟会派对的最新揭露中，留下了自己批评性的评论。我选修了一门除我以外只有一个男生的女性研究课程。我拼命地阅读，从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到耶洗别（Jezebel），我写了一些关于强奸文化的古怪而亵渎的话剧，其中大天使加百列的独白是如此恶劣，以至于能将大卫·马麦特（David Mamet）的舌头烧得干净；还有以一个我称之为「美丽的雌雄同体无产阶级（Beautiful Hermaphrodite Proletariat）」的主题所作的丑陋而奇怪的诗歌。女权主义是我唯一想要思考和谈论的东西。当我回家时，母亲和姐姐明显恼怒地告诉我，我不知道当一名女性是什么感觉。但 crush 就是 crush，如果有什么可以支持这一信念的话，那就是女权主义——就像那些我曾经喜欢过的女孩一样——对我来说都过于优秀了。

大三那年，我坐在一辆孤独的地铁列车上穿越东河时，第一次阅读了《人渣宣言》。它宏伟的图景、残酷的争论，以及整个宣言原始（raw）、多汁（succulent）的风格，都令我心潮澎湃。索拉纳斯真酷。重新阅读宣言，我意识到这并非偶然。宣言的开头如下：

由于这个社会中的生活充其量只是一种彻底的无聊，且该社会的任何方面都与女性无关，所以只有那些有公民意识、负责任、寻求刺激的女性，才能推翻政府，消除货币制度，实施完全自动化，并摧毁男性性别。

这里引人注目的不是索拉纳斯的革命极端主义本身，而是她用来为之辩护的轻松态度。在男性统治下的生活不是压迫、剥削或不公正的，只是无聊至极的。对于渴望成为一名剧作家的索拉纳斯来说，政治始于审美判断。这是因为对她来说，男性和女性本质上只是可以通过它们各自的形容词调色板来区分的不同风格。男性是胆小、内疚、依赖、无脑、被动、兽性、不安、懦弱、嫉妒、虚荣、轻浮和软弱的。女性则是强大、充满活力、果断、自信、思考力强、独立、自信、刻薄、暴力、自私、任性、寻求刺激和傲慢的。最重要的是，女性是酷炫和时尚的。

然而，当我在备课时重读宣言时，我惊讶地想起，尽管索拉纳斯以憎恨男性而著称，但在追求男性灭绝的过程中，她出奇地宽容。首先，索拉纳斯 SCUM（起初代表「切割男人协会」，尽管这个短语在宣言中并没有出现）革命军中的时髦、任性的女性将饶恕任何选择加入其「男性辅助队（Men’s Auxiliary）」的男人，这些男性将在此宣布自己是「一坨屎，一坨卑贱、低下的屎（a turd, a lowly abject turd）。」此外，革命后幸存下来的男性将被慷慨地允许在药物或变装中逐渐消亡，或者在牧场上吃草，或者通过24小时供应源连接，让他们可以间接体验行动中女性的高调生活。然后便是这段：

如果男性足够明智的话，他们便会寻求真正成为女性，他们会进行深入的生物研究，通过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手术，使男性在心灵和身体上都能够转化为女性。

这句话让我屏住了呼吸。这是一种跨性别分离主义的愿景，其中，男性到女性的性别过渡（transition）可能表达的不仅仅是对男性身份的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还包括从男性群体中的脱离（disaffiliation）。在这里，过渡就像革命一样，在审美层面上被重新构想，好像跨性别女性决定进行过渡，不是为了「确认」某种固有的性别认同，而是因为当男性是愚蠢和无聊的。

可能我过度解读了。2013年，旨在纪念索拉纳斯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旧金山活动在其脸书（Facebook）页面上爆发激烈争执，因为一些人认为索拉纳斯恐跨。一名跨性别女性描述在酷儿空间中曾受到激进女权主义者的骚扰，他们几乎像提到詹妮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一样频繁地提到索拉纳斯，而前者的1979年著作《变性帝国：公女的制造（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是反跨性别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其他人也采取了进攻性的立场。米拉·贝尔韦瑟（Mira Bellwether），向世界传授了“muff”相关知识的，《Fucking Trans Women》这一朋克摇滚小册子的作者，，她在一篇长篇博客文章中解释了她对这一活动的担忧，将《人渣宣言》描述为了历史上「可能是最恶毒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仇恨言论」的例子。她引用后者论述中涉及基因科学的部分，指责索拉纳斯存在严重的生物本质主义：「男性是一种生物意外：Y（男性）染色体是不完整的X（女性）染色体，也就是说，它具有不完整的染色体组。换句话说，男性是不完整的女性，是在基因阶段被流产的胎儿。」对于贝尔韦瑟来说，这是无可争辩地表明宣言中所有关于男性的论断也同样适用于跨性别女性的证据。

然而，这些指控有些奇怪。称索拉纳斯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错误地暗示她与像纽约市的「薰衣草威胁（Lavender Menace）」这样的女同性恋团体有关联。1970年，薰衣草威胁短暂地劫持了「第二次团结妇女大会」，以抗议女性运动中的恐同现象，并发放了他们的经典小册子《女性认同的女性（The Woman-Identified Woman）》。但索拉纳斯既不是政治女同性恋者，也不是女同性恋政治活动家。按所有记载，她是一个独来独往的另类，一名挣扎的作家和性工作者，有时会自我认同为同性恋，但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她在她混乱的1965年话剧《从摇篮到船（Up Your Ass）》的献词中写道：「我将这部剧献给我自己，一个持续给予我力量和指引的源泉，没有她的坚定忠诚、奉献和信仰，这部剧就不会被创作出来。」（这就是索拉纳斯一开始尝试以甜言蜜语，接着以强制手段说服安迪·沃霍尔制作的，全名为《从你的屁股，或从摇篮到船，或者大吸吮，或者从泥浆中出来（Up Your Ass, or From the Cradle to the Boat, or The Big Suck, or Up from the Slime）》的话剧。）

至于基因问题，我想我应该感为自己 Y 染色体的好名声被肆意玷污而感到到冒犯。但坦率地说，我很难为一个对我来说只像百视达（Blockbuster）15 美元礼品卡一样宝贵的财产而感到愤怒。事实上，如果当代读者在索拉纳斯的分析中很难将男人和跨性别女性区分开来，那并不是因为她认为所有跨性别女性都是男人，而是因为她认为所有男性都是深柜的跨性别女性。 当索拉娜斯嘶哑着嗓子说男性是一种「缺乏症」时，我想起了那些半开玩笑地诊断自己为睾酮中毒的跨性别女性。当她咆哮着说男人是「生理意外」时，我听到的却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说法：每个男人都是被困在错误身体里的女人。这就是《人渣宣言》中所说的「阴道嫉妒（pussy envy）」，所有男人都有这种毛病，不过除了「基佬（faggots）」和「变装皇后」之外（drag queens），很少有人敢承认这一点，而后两者也是索拉纳斯认为男性群体中最不悲惨的。因此，索拉纳斯通过优雅出现在《从摇篮到船》肮脏的书页上的两名头脑机灵的变装皇后之一，柯林斯小姐，表达了这种情愫：

柯林斯小姐：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鄙视男人。哦，为什么我非要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呢？（变得开朗。）你知道世界上我最想成为什么吗？是女同性恋。那我就可以既是蛋糕，又能吃掉它。

贝尔韦瑟或许会反驳我说，我再次过于宽容了。但宽容的心态是接受像《人渣宣言》这样炽热的文本的唯一方式。毕竟，这是一份倡导大规模谋杀和，比这更糟的，财产破坏的小册子。那些对取消纪念活动感到失望的人，并不是出于对索拉纳斯的人类灭绝计划（包括女性在内）或她试图谋杀绘制汤罐的男性的全盘支持作出的这些表达。正如"布里恩·法斯（Breanne Fahs）在她最近的索拉纳斯传记中所述的，枪击事件是压倒国家妇女组织（NOW）这一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该组织在1966年刚刚创立，但在两年后已经因堕胎和女同性恋问题而出现了分裂。激进女权主义者基·格雷斯·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和弗洛伦斯·肯尼迪（Florynce Kennedy）在监狱里拜访索拉纳斯，后者同意免费为瓦莱理辩护，而时任国家妇女组织主席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急于将组织与她视为一个肯定有着明确名字的问题划清界限，她在一封电报中要求肯尼迪「立刻停止与瓦莱理·索拉纳斯以任何方式联系」。一年内，肯尼迪和阿特金森都离开了该组织，分别创办了自己的激进组织：女权党（the Feminist Party）和10月17日运动（the October 17th Movement）。同样，2013年索拉纳斯纪念活动被取消后，希望在现实中讨论脸书（Facebook）上这一争论的人们举行了一次名为「我们对瓦莱理·索拉纳斯有着复杂感情（We Who Have Complicated Feelings About Valerie Solanas）」的分支活动。

我说这些仅仅是要指出，关于索拉纳斯遗产的分歧是一个古老的女权主义标准，是如贝尔韦瑟的评论所依赖的更广泛的知识习惯的产物。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携带着所有其波浪、群体和传奇会议的女权主义史学（feminist historiography）。任何一位好女权主义者都在那个她称之为心的燃烧胸罩上，刺上了我们用来讲述自己和我们历史故事的修饰语花纹：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分离主义的、文化的、企业的、女同性恋的、酷儿的、跨性别的、生态的、交叉的、反色情、反工作、拥性的、第一、第二、第三、有时第四波的。这些故事可能与“真正发生了什么”关系较小，而更多地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称之为「伟大历史形式的『情感』（the ‘emotion’ of great historiographic form）」有关——即将过去的混乱经验数据合成为一个优雅的历史弧线带来的满足感，其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在其他情况下发生。

因此，说这些故事很少甚至从未是「真实」的，不仅仅是在重复「分类学就是标本学（taxonomy is taxidermy）」这一公理，尽管不可否认，知识探究的对象总是像B级电影中的僵尸一样从他们的坟墓中逃逸。这也是在说，所有文化事物，包括《人渣宣言》，充其量只是历史信息的答录机。它们更是人们感受某些情感的场合：调整欲望的音调或提高幻想的分辨率，向新的情感方式示好或与旧的方式重温誓约。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和人类阅读和观看从政治历史到流行文化的一切事物，因为我们想要属于一个社区或公共空间，或者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紧张，或者因为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朋友或恋人，或者也许因为我们在努力弄清楚如何在一个美丽的旧历史故事普遍沉没（a general shipwrecking of the beautiful old stories of history）的时代和文化中，感受政治（feel political）。

因此，当贝尔韦瑟谴责《人渣宣言》为「有误导性和令人憎恨的第二波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的巅峰」时，这种谴责是女权主义者常常喜欢培养的一种对于之前一代女权主义者表达政治失望的方式。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女权主义在过去排除了跨性别女性，在学习如何包容跨性别女性，而未来将以跨性别女性为中心。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无疑来自于「排跨激进女权主义者（TERF）」这一称号所暗示的修正主义的一点棘手之处。就像大多数女权主义者一样，TERF 并不是一个党派或一个统一的阵线。他们的信仰虽然各不相同，但主要可以归结到「拒绝跨性别女性实际上是女性」这一想法。他们也不太喜欢 TERF 这个名字，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污蔑。这种抱怨虽然可能被鄙视，但也是真实的，因为对偏执者（bigots）而言。总结（bywords）就是诽谤。像 TERF 这样的绰号的实际问题在于其史学上的戏法（sleight of hand），即错误地暗示所有 TERF 都是错过了第三波女权主义的守旧者，是那种从未学着变好的老派激进女权主义者。这允许人们将她们解读为某种生活中的时代错位，并且可以通过她们看到过去，就像欧洲人类学家将所谓的原始社会，想象为被固定在了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琥珀中（an earlier stage of 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 caught in amber）一样。

事实上，我们最好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讨论排跨激女（TERFs），其中像女权主义动态（Feminist Current）的梅根·墨菲（Meghan Murphy）和性别趋势（GenderTrender）的林达·琳达·珊科（Linda Shanko）等博主的叛乱联盟（rebel alliance of bloggers），整天都在向跨性别帝国的热排风口射击琐碎的标题党内容（dinky clickbait）。真正的战斗在汤不热（Tumblr）上激烈进行，表现为评论、模因和曝光个人信息；例如，有可能找到专门记录其他已知为「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的汤不热用户和博客。但这种冲突与社交媒体方方面面的关系——尤其是汤不热、推特（Twitter）和 Reddit——与任何伟大的意识形态冲突一样重要。当一种亚文化尤其是在网络上倡导极端政治时，我们很容易但通常是不正确的把那些政治（立场）视为这些亚文化的核心。但值得考虑的是，像某些极右翼思潮一样，TERF 可能更多由其对喷子（trolling）的复杂而令人着迷的关系而不是他们（尽管恶俗）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定义，而这便是未来解决了数字民族志问题的人类学家需要详细阐述的了。

当然，女权主义恐跨症并不比白人民族主义只是数字现象。一些第二波女权主义者真诚地害怕和憎恨跨性别女性，其中一些人甚至很有名，比如，1974年畅销书《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的作者，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者杰尔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很少有TERFs像格里尔那样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不满。以下是她在1989年的《独立报》杂志中描述与一名粉丝的邂逅的方式：

在《女太监》在美国出版的那一天，一位身穿飘扬长袍的人冲向我，抓住了我的手。它²嘶哑地喘着气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女孩所做的一切！」我傻笑着点了点头，向后退了一步，试图将我的手从那只巨大、多指节、多毛的、带戒指的爪子中解脱出来。那张脸上浓厚的粉底已经长出胡茬，与一顶浓密的树脂纤维假发和两副假睫毛争妍斗艳。在此人薄纱裙装的薄弱部分可以看到突出的肋骨，上面挂着抛光的钢制妇女解放标志。我本应该说：「你是个男人。《女太监》对你来说毫无意义。滚开。」

不需要太多分析就可以表明，格里尔这样的厌恶属于与她和她的 TERF 同类自诩厌恶的女性憎恨（woman-hating）。让我们停下来欣赏一下首选媒介是陌生人的唾液（preferred medium is the spittle of strangers）的恐跨女症（transmisogyny）如何罕见地享有了中产文学形式的舒适风格特权（cushy stylistic privileges of middlebrow literary form）。这种感觉就好像看朱莉娅·查尔德（Julia Child）烹饪婴儿一样。

然而，格里尔长期以来一直把自己想象成女权主义的本我（id），定期地从地下钻出来，在电视网络上摩擦她的翅膀并蜕皮。2015年，她因批评《魅力（Glamour）》杂志将年度女性奖颁给当时刚刚在《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上露面的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而引起轰动。作为回应，格里尔发布了以下这则声明： 「砍掉几把然后穿上裙子，并不能让你他妈的成为一个女人。我曾请求我的医生给我加长的耳朵和肝斑，我会穿一件褐色外套，但这不会让我变成一只他妈的西班牙猎犬。」更令人惊讶的是像阿特金森这样曾是索兰纳斯辩护者的第二波女权主义代表，竟然在2014年波士顿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排跨激女的论点：「围绕着性别存在着冲突。也就是说，女权主义者正在试图消除性别。而跨了性别的人（transgendered）强化了性别。」阿特金森的言论是在一个以「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妇女解放」为主题的会议上发表的，这更加鼓励了将第二波女权主义时期视为女权主义历史的黑暗时代的整体否定。

不过，也想想1973年著名的西海岸女同性恋大会。会议的第一天，跨性别民谣歌手贝丝·埃利奥特（Beth Elliott）计划的演出被抗议者打断，他们试图把她从舞台上赶下来。随后的一天，激进女权主义者罗宾·摩根（Robin Morgan），也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1970年选集《媎妹情谊有力量（Sisterhood Is Powerful）》的编辑，发表了一个仓促改写的主题演讲，她在演讲中抨击了埃利奥特，称她是「机会主义者，渗透者和破坏者，拥有强奸犯的心态」。摩根的言论很快在短暂存在的地下报纸《女同性恋潮（Lesbian Tide）》上刊登，使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我不会称一个男性为「她」; 在这个男权社会中的三十二年的苦难，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幸存，已经赢得了我作为「女性」的头衔；一个男性异装癖者在街上走一次，被骚扰了五分钟（尽管他可能会喜欢），然后他竟然敢，他竟然敢认为他理解我们的痛苦？不，以我们母亲的名义，以我们自己的名义，我们不能称他为媎妹。我们知道当白人化装成黑人时发生了什么；当男人化妆时，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

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通常到此为止，并以一种对当时的情况多么糟糕透顶的清醒态度结束。然而，正如历史学家芬恩-恩克（Finn Enke）在《跨性别研究季刊（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上即将³发表的一篇出色文章中所指出的，许多报道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1971 年，全国女同性恋组织「比莉婷丝女儿会（Daughters of Bilitis）」旧金山分会在贝丝·埃利奥特（Beth Elliott）被父母拒绝后接纳了 19 岁的她。同年，埃利奥特当选为分会副主席；在洛杉矶举行的同性恋女性大会上，她受到了橘郡女同性恋巡逻队的热烈欢迎；她还是大会组织委员会的成员，而她的出席却遭到了少数与会者的质疑。至于那篇尖刻的主题演讲，恩克认为，摩根对埃利奥特的攻击源于前者的不安全感，因为尽管她与一名男子同居，却仍受邀在女同性恋会议上发表演讲，而她经常试图用这名男子的娘娘腔作为自己激进行为的依据，但未获成功。

这说明了两件事。首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女权主义和任何政治运动一样，是一个复杂的大杂烩，从「占领华尔街」到伯尼·桑德斯的竞选活动都是如此。其次，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可以说，女性恐跨症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反对跨性别的表达，而是对女性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更大危机的间接甚至是边缘的反响，这个危机关乎人们如何在感受政治（feeling political）。将女权主义批判的范围扩大到日常生活领域产生了一种特征鲜明的理论，使其可以与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的笔记媲美。然而，第二波女权主义无意中把自己画入了一个角落。如果，正如激进女权主义理论所宣称的，父权制不仅侵蚀了法律、文化和经济领域，而且侵蚀了女性的心灵生活，那么女性解放只能通过不断地梳理自己意识的每一根纤毛，以找出每一个男性至上主义的最后痕迹，这就成为了一种政治上的挑剔或唠叨。而卧室则是这种挑剔最迫切、也最困难的地方。为了不知疲倦地争取性别是政治批判的合法对象这一观念，激进女权主义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将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因此，阿特金森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女权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就是在这一政治氛围中，埃利奥特和摩根，作为一名跨性别女性和一名疑似异性恋女性，分别发现，她们在激进女权主义者中的合法性主体地位受到了威胁，这是由于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将某种被称为女同性恋的东西，作为调解个体主体和他们应该创造的历史之间的首选美学形式，嵌入了这个形势——这便称之为个人和政治⁴。

因此，虽然整个激进女权主义运动中既有支持跨性别女性的女同性恋者，也有排斥跨性别女性的异性恋者，但我们可以将我们现在所称的排跨激女（TERF），追溯到激进女权主义中名为政治女同性恋的一种特定而非主导的趋势。以英国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希拉·杰弗里斯（Sheila Jeffreys）为例，她最近刚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休。在她年轻的时候，杰弗里斯曾是利兹革命女权主义小组的成员，该小组因其出版于1979年激情四溢的会议论文《政治女同性恋：反对异性恋的理由（Political Lesbianism: The Case Against Heterosexuality）》而闻名。这篇论文将政治女同性恋定义为「认同女性的女性，不与男性发生性关系」，但没有强制要求同性性行为。这篇论文还分享了《人渣宣言》那种严肃而幽默的感觉：「作为一名异性恋女性主义者就像是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抵抗运动中，在白天你炸毁一座桥，在晚上你匆忙修复它。」如今，杰弗里斯已经把谴责跨性别女性变成了一门生意，并在 TERF 演讲巡回演出中名列前茅。与许多别的 TERF 一样，她认为跨性别女性对（她所想象的）女性特质的廉价模仿，会再生产使得女性一开始受到压迫的有害刻板形象。杰弗里斯在她2014年的著作《性别伤害（Gender Hurts）》中还喜欢引用将跨性别主义分类为性变态的性学文献。像杰弗里斯这样的排除跨性别女性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喜欢宣称，跨性别女性是恶俗的闯入者，恶心的窥淫者，密谋渗透进女性专用场所，并进行军事史上最大的窥阴癖行动。

我欣然同意这个描述。如果我曾有幸参加了在2015年被跨性别活动家击垮之前的，传说中的密歇根女性音乐节（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你可以赌上你的伯肯凉鞋我绝对不是因为音乐而去的。确实，至少在女同性恋群体中，TERF 可能最好被理解为女性版的同性恋恐慌。这里的重点不在于所有 TERF 都暗中被跨性别女性吸引——尽管如此美妙的讽刺无疑会比任何人愿意承认的频繁发生——而是 TERF 继承了政治女同性恋对欲望之不受控（ungovernability）的恐惧。 同性恋恐慌的传统主体，无论是美国参议员还是众议院成员，都受到对于自己在政治上不利的欲望的威胁：为了自保，他将这些欲望投射到可以通过立法或恐同暴力消灭的另一个人身上。现在，政治女同性恋者也成为了陷入了政治与欲望之间夹缝的这样一个主体。正如杰弗里斯在 2015 年对伦敦的女同性恋历史小组说的那样，政治女同性恋是为了解决异性恋女性主义产生的实际认知失调问题而创造的：「为什么要参加所有这些会议，你在那里创造了所有这些美妙的理论和政治，然后你回到家，就像我，和戴夫坐在电视机前，然后你想，『这很奇怪。感觉很奇怪。』」但真正的隔离不仅仅是要（让你）离开你的丈夫，而是严密而偏执地净化你心房中与父权制有任何关联的思想；欲望也不例外。 政治女同性恋主义是基于这样的信仰：即使是欲望，在足够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得可塑。对于杰弗里斯和她的同志们，女同性恋不是一种天生的身份，而是一种政治意愿的行为（act of political will）。在这个世界里，生物学不是命运，在这个世界里，成为一个女同性恋关乎什么让你警醒（woke），而不是湿润（wet）。

只是，异性恋可能对戴夫也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杰弗里斯似乎从未想过，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跨子（transgenders）」而言，我们选择过渡（transition）正是为了逃离被她认定为监狱的异性恋体系。在女性主义历史上的极大讽刺是，没有比我这样的同性恋跨性别女孩更加女性化的女人了。贝丝·埃利奥特和她的姐妹们就是政治女同性恋的原始版本：那些既离开了她们生活中的男人，也离开了作为男性的生活。我们是自己身体的分离主义者（We are separatists from our own bodies）。 我们是如此精细的激进分子，以至于我们经常采取措施污染世界上的男性生物供应（the world’s supply of male biology）。对于像杰弗里斯这样的 TERF，我们只能说，模仿是最高的恭维。但让我们换个视角。因为杰弗里斯的原因，七十年代的一些女性剪了头发。因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男人字面意义上真的变少了。至少，瓦莱理会感到骄傲。割男协会（The Society for Cutting Up Men）」听上去像是个适合跨性别读书俱乐部的美妙名字。

但现在我真的过度解读了。将跨性别女同性恋者视为某种女性主义先锋，这种观点既站不住脚又具有吸引力。如果我为此辩护，将忽视我认为政治女同性恋作为一个失败的项目的真正教训：强迫欲望顺从政治原则不会带来好结果。 这就像给猫洗澡一样难以实现。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在欲望中没有作用。例如，团结可以非常令人兴（性）奋（arousing）——毫无疑问，这是七十年代提升意识小组（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s）最棒的部分之一。但你不能将兴奋视为一种团结行动，就像你可能会与你的战友一起填写信封或走上街头一样。欲望本质上是孩子气的，不愿受到政府的约束。在我们开始根据其政治内容的正当性来限定欲望的那一天，我们就开始规定某些欲望并禁止其他欲望。这只会导致道德主义。试着想象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海葵，你的欲望触及父权制度时会立刻收回。那电视上就没什么能看的了。

必须强调，今天在左翼阵营中，容忍这样一种观点是不受欢迎的，即跨性别关乎的并非身份的真相（truth of an identity），而是一种欲望的强度（force of a desire）。这将需要我们不将跨性别理解为一种身份，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需要（wants）。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以及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性别认同的主要功能，是悬置乃至否认「性别」这一事物中欲望扮演的角色。 从历史上看，这是跨性别跨性别运动者们为了平息人们对跨性别者，特别是跨性别女性，通过性别过渡来获取各种好处（如金钱、性别、法律特权、公共厕所里的小女孩）的担忧，而采取的举措。正如政治理论家佩斯利·库拉尔（Paisley Currah）在他即将出版的书中所指出的，当重新划定性别的个体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时，国家更愿意承认对性别的重新划定。在 2002 年，堪萨斯州最高法院宣布了一名即将继承她丈夫 250 万美元遗产的跨性别女性和她已故的顺性别丈夫的婚姻无效，理由是根据堪萨斯州禁止同性婚姻的规定，他们的结合是非法的。这名女性曾几年前成功地将威斯康星州出生证上的性别从男性改为女性，但当她试图将其变现时，这张出生证明变得毫无价值。

我并不是说我认为这个女人进行性别过渡是为了快速致富。我想说的是，就算是，那又怎样？我严重怀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选择性别过渡仅仅是因为我们想以某种抽象、学术的方式 「成为」女人。我当然不是。我变性是为了八卦和赞美，为了口红和睫毛膏，为了在电影里哭泣，为了成为别人的女朋友，为了让她买单或帮我拎包，为了银行出纳员和有线电视员的大男子主义，为了远距离女性友谊的电话亲密感、 在浴室里补妆，两边各站着一个罪人，就像基督一样；性玩具；热辣的感觉；被女同性恋搭讪；知道哪些女同性恋要小心；黛茜·杜克们（Daisy Dukes）；比基尼上衣；所有的裙子；还有，我的天，胸部。但现在你开始明白欲望的问题所在了：我们很少想要我们应该想要的东西。 任何 TERF 都会告诉你，这些东西大多只是父权制度下传统女性气质对女性的约束。她说的也没有错。让我们把话说清楚：TERF 是性别废除主义者（gender abolitionists），即使这种废除主义只是一个道德厌恶的空壳公司。在涉及到女性主义革命的问题上，TERF 们让像我这样绞尽脑汁打扮自己的跨性别女孩望尘莫及。从这个角度看，像基·格雷斯·阿特金森这样自称是一位致力于彻底消除作为一种压迫系统的「性别体系」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才不是过时的人；像我这样每两周修一次眉毛的人才是。

也许我的意识需要提升。我耸了耸肩。当航空公司丢失了你的行李时，你并不是在对私有财产的暴政提出原则性的政治声明；你只是想把你该死的行李拿回来。这在下半身手术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仍然令一些酷儿理论家感到困惑，ta们因为拥有共同的前缀而过于愿意将跨性别者视为ta们挑战性别规范和颠覆性政治的代言人。如今，相信拥有阴道会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已经极度过时。许多杰出的女性主义者仍然只能将下半身手术视为个人审美选择：如果这能让你在自己的身体中感到更舒适，那就很好。这种看法既错误又居高临下。当然，性别确认手术是一种审美实践，与所谓的整容手术不可分割。 （没有人会进入手术室要求做一个丑阴道。）所以问题不在于这些决定是否涉及审美，问题在于它们并非只是个人的审美决定。这是审美判断的基本悖论：它们既是主观的又是普遍的。 跨性别女性之所以要进行下半身手术，并不是因为她们个人认为拥有阴道看起来或感觉比阴茎更好。跨性别女性要进行下半身手术，因为大多数女性都有阴道。就算你认为这话恐跨，这也不会阻止我将我的阴茎变得像 Chili 家的美味洋葱花一样。

亲爱的读者，我故意表现得激烈，因为我正试图告诉你一些我们特别是在公共场合，特别是我们试图感受政治时，很少敢谈论的事情：不仅是那个无聊且对我们这些正在经历的人来说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许多跨性别女性希望自己是顺性别女性，而是更黑暗、更困难的事实，即许多跨性别女性希望自己是女性，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这绝对不是跨性别女性被认为应该想要的事情。当代跨性别活动的语法不容忍虚拟语气。我们会被满不在乎的训斥说，跨性别女性就是女性，好像我们都把自己与奇马曼达·南戈齐·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混淆了，好像我们都只是陷入了错误的政治，好像对症治疗是觉醒（woke）主义。你怎么会想成为你已经是的东西呢？欲望意味着缺陷；想要意味着渴望。承认让像我这样的女性跨性别者成为跨性别者的原因不是身份，而是欲望，是承认过渡中有多少是在等待中发生，承认你的胸部可能永远不会发育，你的声音可能永远无法过关（pass），而你的父母可能永远不会回你的电话。

将其称为失望之浪漫吧。你可能想要某样东西。接着，你找到了一个会给你想要的东西的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一个人，一种政治，一种艺术形式，或者一件合身的衬衫。你将自己依附在这个对象上，跟着它走，把它随身携带，看它出现在电视上。有一天，你告诉自己，它将给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另一天，它没有做到。现在你意识到，你的对象可能永远不会给你想要的东西。但这并不令人失望，不是真正的失望。令人失望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什么都不发生。你保留你的对象。你继续跟随它，把它放在抽屉里，浇水，在推特上发布消息。它仍然不会给你想要的东西，但你早已知道。你已经有了另一个领悟：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与想要它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更了解这一状况通常并不会让情况变得更好。你之所以想要某样东西，不是因为想要它将会得到它，而只是因为你想要它。 这是构成所有欲望并使其成为可能的零阶失望（zero-order disappointment）。毕竟，如果你只能想要确保会得到的东西，你将永远无法想要任何东西。

这并不是为了博取像我这样悲惨的变性人（trannies）的同情。我们床边的玫瑰已经够多了。我只是想说，跨性别女性也有自己的欲求。我们的欲望和别的女性一样深沉而细腻。我们的欲望之丰富令人咋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出柜会让人有崩溃的感觉，为什么第一件衣服会让人有初吻的感觉，为什么性别不安（dysphoria）会让人有心碎的感觉。

毕竟，失望的另一个名字，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