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哀悼与建国：对约书亚·莱弗的回应 #

Winant, G. (2023). On Mourning and Statehood: A Response to Joshua Leifer. [online] Dissent Magaz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a-response-to-joshua-leifer/ [Accessed 16 Oct. 2023].

作者：加布里埃尔·威南特（Gabriel Winant）
译者：许颛顼（she/they）

本文是对约书亚·莱弗（Joshua Leifer）的 《走向人道的左翼（Toward a Humane Left）》的回应。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莱弗的 回复。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如何悲伤，如何赋予这些眼泪意义，都是一个残酷的政治问题。

有一种理解以色列（Israel）的方式我认为不应该引起争议，那就是，它是一台将悲痛（grief）转化为权力（power）的机器。犹太复国主义梦想（the Zionist dream）最初诞生于大屠杀（pogroms）的火焰和十九世纪常见的浪漫民族主义愿望（the romantic nationalist aspirations），在纳粹浩劫（the Shoah）的灰烬中，在“永不重演”的招牌标志下成为现实。 众所周知，对犹太人遭受的可怕暴力的纪念（commemoration）是以色列的核心意义所在，也是国家之合法性（the legitimacy）所在——犹太人手中的剑和盾牌，以防止暴力再次发生（reoccurrence）。任何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犹太教堂（synagogues）呆过的人，更不用说在以色列参加大屠杀纪念日（Yom HaShoah）或参观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的人，都能认识到哀悼与建国/国家身份（statehood）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

仔细反思，这是一个丑恶可怕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无论你喜欢与否，公开哀悼在暴力中丧生的以色列犹太人，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向以色列国防军（the IDF）做出捐献（tithing），想不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许多希望和平的以色列人当然会大声痛苦疾呼，TA们的亲人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被死亡征召入伍。正如诺伊·卡兹曼（Noi Katsman）在谈到他在哈马斯（the Hamas）袭击中丧生的哥哥哈伊姆（Hayim）时 所说的那样。

对我和我哥哥/弟弟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死不会被用来滥杀无辜。可悲的是，我的政府正在只顾自己利益地（cynically）利用人们的死亡来杀人——它们承诺这将会给我们带来安全，但这当然不是安全。它们总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杀了足够多的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s），我们就会过得更好。但这当然不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也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恐怖（terror），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被杀害，就像我的哥哥/弟弟一样。我不希望在加沙（Gaza）的人们身上发生任何像我哥哥/弟弟那样的事情，我相信他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正如卡兹曼所言，这不是TA们所能决定的。国家（the state）会做出它对待犹太人悲痛的方式，并且已经在做了：将其转化（transmute）为暴力。对于作恶者（the perpetrator）而言，这种做法带来的直接精神满足是很容易理解的，但长期的代价显示这要复杂得多。

正是这种背景——犹太复国主义冒险（the Zionist adventure）的核心是已经为政治性的悲痛（the already-political grief）——使得许多左翼人士对于为哈马斯的受害者上演公开流泪（a public shedding of tears）有所保留（reticent）。我们可以负面地（darkly）说，TA们是“预先悲伤的（pre-grieved）”：也就是说，已经有一套机制会来处理TA们的死亡，并赋予其死亡意义，而且这不是一般的意义，TA们死亡的意义就在落向加沙的炸弹中。对，对以色列人施暴，这一最荒诞形象的胃口需求如此之大——导致大规模斩首和强奸的可疑说法不断重复，有如血腥诽谤（blood libels）——因为国家悲痛之机器（the apparatus of state grief）运转火热。 它需要原材料。反过来，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又使得那些呼吁和平以及对所有人进行人道哀悼（humane mourning for all）的最响亮异议（dissents）——比如埃里克·莱维茨（Eric Levit）和约书亚·莱弗的异议——仍然只能作为情绪的呜咽（whimpers of sentiment）而引起共鸣。无论这些人道努力的内容多么崇高和令人钦佩，它们的形式已经是成型好的了。TA们正在参与，可能是无意地，一场新的红色恐慌（Red Scare），这场红色恐慌不是针对那些冷酷的哈马斯鼓吹者1，而是针对所有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生存权和平等生存权的人。

有一种明确无误的努力，即通过武器化悲痛，将支持巴勒斯坦的左派，包括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左派，推出可接受范围（beyond the pale），这就带来了这般暗黑的喜剧场景，比如德国政客拒绝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其家人死于纳粹浩劫）交谈，以示对犹太人死亡的充分尊重2。这就是以色列悲痛机器（grief machine）的力量：它授权德国人来告诉犹太人TA们的哀悼是错误的。我在关于桑德斯的新闻中开玩笑说，我可以想象一个德国人把我塞进一辆牲口车（cattle car），其哭诉着德国的特殊责任是要确保大屠杀（the Holocaust）不再重演。在整个欧洲，各国政府正试图镇压任何反对占领的示威活动，而美国政客则大肆诽谤穆斯林，并呼吁严厉谴责任何大声声援巴勒斯坦的盟友。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在于，就在我们争论左翼是否对待哈马斯的受害者足够正派得体的几天里，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它的种族灭绝机器——现在它正在放开这台机器。大概在下周的某个时候，西方领导人就会开始表示关切，到那时就为时已晚了。抽象的体面/得体（decency）对比当成千上万的儿童在炸弹的轰炸下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民的死亡在公众面前毫无价值，不值得纪念。如果以色列政客被问及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的问题，它们会做出暴怒的反应（react apoplectically），然而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哈马斯最初袭击对以色列造成的伤亡人数，而这才只是刚刚开始。以色列公开宣称，加沙没有无辜者，这是一个有一半的人不满 18 岁的社会。在世界各地，美国和欧洲领导人毫无表情地否认以色列在光天化日之下每小时都在犯下战争罪行——这些通通都记录在了视频上——这一不争的事实。

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看起来正在酝酿之中。我知道，莱维茨和莱弗不会不同意这一评价，而且TA们对这一事实感到痛心。但TA们还没有痛心到拒绝参与以色列国的意识形态项目，哪怕是以一种无意的间接方式。可能为两边的人平等地悲痛的真正的人道情绪（genuine humane sentiment），悲剧地说，是不真实的。一方拥有一台世界上最好的巨大悲伤机器，运转起来，以尸体和眼泪为食，并将它们变成炸弹。而另一方则渴望着悲痛（the other is starved for grief）。“很快，最后一丝电力和网络连接也将耗尽，”巴勒斯坦医生贝拉勒·阿尔达布尔（Belal Aldabbour）周三从加沙发推文说。“如果我死了，请记住，我，我们，是个人，是人类，我们有名字，有梦想，有成就，我们唯一的过错只是被归类为低等人。”加沙经常被称为露天监狱，但同样地，被轰炸的居民区的画面也揭示了一个巨大的无标识的大规模坟墓（mass grave）。

以色列政府不会在乎你作为一个有原则的人是否对所有受害者表现出同等的悲痛：它会不断吞噬你对犹太人的悲痛，并用它来制造更多的巴勒斯坦受害者，而你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平衡性悲痛（balancing grief）则会在由此产生的暴力和镇压的喧嚣（din）中被冲淡。通过平等地承认各方的损失来寻求和平的冲动，在过去的一周里这一再被称为“人道”，这种冲动是建立在哀悼是可以被去政治化的（mourning can be depoliticized）的幻想之上的。如果真是能这样就好了，毕竟这会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终结。更悲剧的是，在西方，那些希望所有人都能享有和平与正义的情感——并且这情感是通过斥责那些TA们认为反应不足够悲痛和过度政治化（reacting with insufficient grief and excessive politics）的人来表达——只会扩大增强现在公开呼吁让无辜者流血和让质疑者沉默的宣传机器。

谁会吝惜为那些在暴力中丧生的人流泪呢？然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如何悲伤，如何赋予这些眼泪意义，都是一个残酷的政治问题。以色列人也许可以在周围找到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源。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一直担心以色列军队会亵渎（desecrate）被其所杀害的巴勒斯坦人的尸体，“在未经其家人同意或知晓的情况下，将TA们埋葬在秘密军事区”，人类学家兰达·梅·瓦赫贝（Randa May Wahbe）写道。“巴勒斯坦人民把这些墓地称为 maqaber al-arqam——数字号码墓地（the cemeteries of numbers）——因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用数字来标记取代每具尸体的身份，作为TA们的匿名标识”。这结果是一场持续的斗争，这场斗争不是发生在哀悼过程之外，而是发生在哀悼过程之中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仅要学会独自哀悼每一次损失，还要学会把葬礼和纪念活动本身变成反抗占领国的机会：请回想下以色列对被其杀害的记者希琳·阿布·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的葬礼的暴力袭击。如果以色列人愿意倾听，TA们或许会从中吸取教训。想象下每个七日服丧期（shiva）都可能成为诅咒这个把犹太人变成种族灭绝者（genocidaires）的国家的机会场合，这会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并且在现在这也也许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我们这些希望忠实于“永不再犯（never again）”的全部含义的犹太人必须达到的门槛。

加布里埃尔·威南特（Gabriel Winant）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也是《异议（Dissent）》杂志编辑委员会的成员。

1. 目前哈马斯已经和马列主义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还有其它不同阵营形成了结盟，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也早已不是只有哈马斯在进行。——译者注
2. 然而伯尼·桑德斯在以色列占领的议题上也是特别暧昧的，特别在当下的战争中，更是典型的两边主义（bothsideism），更不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的完全拥护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