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二元论：性别酷儿（genderqueer）作为批判性性别种类 #

Dembroff, Robin. “Beyond Binary: Genderqueer as Critical Gender Kind.” Philosophers’ Imprint, vol. 20, no. 9, 2020, pp. 1–23.

作者：罗宾·登布罗夫（Robin Dembroff）
译者：許顓頊 (they/them/祂/TA)

我们想知道性别是什么。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形而上的方法（metaphysical approaches）都集中在男女二元的性别种类上。由于忽视了那些身份认同在二元论之外的人——我称之为‘性别酷儿（genderqueer）’的群体——我们没有工具来理解这些新的并且正在迅速增长的性别认同。这种形而上的鸿沟反过来又造成了一种概念上的空白（conceptual lacuna），从而导致了对性别酷儿者们的系统性误解。在本文中，我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性别酷儿身份，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类新的性别种类：批判性性别种类（critical gender kinds），或者说其成员集体地动摇了一种或多种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在发展了一个批判性性别种类的模型之后，我认为性别酷儿（genderqueer）作为批判性性别种类是最好的动摇‘二元论轴心（binary axis）’的模型，即动摇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其宣称唯一可能的性别是二元的、互不相联的（discrete）、专有的（exclusive）和详尽的男人（men）女人（women）。

一. 导论（Introduction） #

对严苛的二元性别系统的不满并不新鲜。1创造语言和各种表达方式亦或身体改造旨在僭越这种二元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鲜的是围绕这种不满情绪的广泛且合法的对话正在扩散。2仅仅在过去的十年里，‘性别酷儿’和‘非二元（nonbinary）’的网络搜索量就增长了至少十倍。3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添加了这两个词，美联社风格指南（Associated Press Stylebook）将‘TA（they）4’作为一个单数的性别中立（gender neutral）代词，而诸如《青年时尚》（Teen Vogue）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知名度很高的大众出版物也刊登了一些文章探讨在性别二元论之外的身份认同5。脸书（Facebook）为其二十四亿多位用户提供了五十多个术语来自我描述TA们的性别（their genders）。2007年，俄勒冈州成为第一个在政府身份证件上提供非二元性别标记的州，接着越来越多的自治行政体（municipalities）和州纷纷效仿。6总之，引用身份认同为性别流动（genderfluid）的歌手麦莉·赛勒斯（Miley Cyrus）的一句话：“[非二元身份]不是一种流行趋势。只是现在讨论它是可以接受的。”7

尽管公众意识不断增强，但在性别哲学中，尤其是关于性别的形而上的讨论中，非二元性别身份一直是事后产生的思考（afterthought）。8这些文本所考虑的中心现象是二元性别的男人和女人。9以这种方式缩小目标现象的范围会产生（generate）两个问题，一个是形而上的问题，另一个是政治问题。

首先，由于忽视了非二元身份，现有的关于性别的形而上方法不足以捕捉那些拒绝（专有的）范畴化（categorization）为男性或女性的人（见第三节）。这就造成了形而上学解释和理解上的鸿沟。例如，性别中立的语言和作为非二元（being nonbinary）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双性共体（androgyny）和作为非二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统一了各种各样的非二元身份认同？作为非二元除了用一个非二元的标签来称呼自己之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吗？这些问题在形而上学上是很重要的，但目前的理论中并没有提供答案。

第二，如果没有理解非二元性别身份的资源，我们就会维持围绕着非二元者们的概念空白。这一空白不仅反映了哲学理解上的鸿沟，而且造成了一种解释学上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是由于未能传播和善意地分析非二元分类（classiﬁcations）背后的概念和实践。10在这种概念上的沉默之后，误解（包括公然的和微妙的）成群结队地出现——这些误解破坏（undermine）了对非二元者们的承认和尊重。11

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对性别酷儿的叙述来改善（ameliorated），正如我称之为一个‘批判性性别种类’，也就是一个——其成员们集体地动摇了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的一个或多个元素——的种类。在我所提出的模式中，性别酷儿是这样一个类别，其成员集体地动摇了二元论轴心，也就是认为唯一可能的性别是专有的和详尽的男人和女人的想法。12此外，TA们这样做是基于感受到的（felt）或渴望的（desired）与这个二元论冲突的性别分类。我在第四节中对这一提议进行了解读。

我的模型有很多含义，且毫无疑问会激发同样多的担忧。像大多数哲学理论一样，我的理论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相信它比分析哲学家们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更接近真理，只要因为我们对非二元身份认同没什么可说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化显然是早该进行的：即使是关于跨儿身份（trans identities）的实证社会研究也经常把跨二元（trans binary）和性别酷儿者们混为一谈，这就很难用这些数据来解释为什么——例如，性别酷儿者们与跨二元者们（trans binary persons）相比，总体上面临着更强烈的歧视和心理困扰（psychological distress），而且在对如激素疗法等医学干预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13如果我是对的——或者甚至接近对的——这种异质性（heterogeneity）应该不足为奇，因为性别酷儿联结的是那些在自我理解和性别展现上（以及其它方面）都极其多样化的人。

二. 术语和方法论（Terminology & Methodology）

‘性别酷儿’最早是由跨儿活动家瑞琪·威尔钦斯（Riki Wilchins）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创造的，试图描述那些在性存在（sexuality）方面为酷儿以及那些在公共领域的性别可理解性（gender intelligibility）方面为“被社会拒绝的性别垃圾（the kind of gendertrash）”的那些人。14从那以后，对它的使用就从单纯的描述转向了身份：特别是，它经常作为一个涵盖了一系列在二元论之外的性别身份的术语（umbrella term）。15我将顺应这一最近的转变而使用这个词，但我主要关注的不是阐明‘性别酷儿’的真正含义，而是对在分析哲学中被忽视的性别现象进行建模。16

我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依靠于来自性别酷儿者们的个人证词（testimony）。这不仅是因为关于性别酷儿者们的学术研究很少，而且还因为我分享着熟悉的女性主义承诺，即从边缘者（the marginalized）的角度开始理论化。这就是说，我区分了两种证词。第一种是关于性别酷儿个体对于范式的，或对于那些不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局限于男性或女性的人的无争议例子的直觉。第二种是关于这些个体对形而上问题的看法，更普遍地说，即性别酷儿意味着什么。我依靠的是第一种证词而不是第二种。关于性别酷儿的实质性形而上问题值得谨慎分析，就像女人和男人被给予缜密的形而上分析一样。在这一点上，我遵循贝彻尔（Bettcher，2014年）的观点，依靠人们对自己性别的第一人称权威，同时允许对潜藏的形而上学（underlying metaphysics）的实质性歧义。我的中心关注点，换句话说，是找到有助于构架（frame）性别身份的一般概念——特别是在那些（当代西方社会中）身份认同既不是男性（male）也不是女性（female）的人的语言、审美表达、价值和行动之间的构建共性（structure commonality）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我主要关心的不是性别酷儿者们如何在主流语境中被理解，因为主流语境通常不理解或歪曲理解非二元者们。相反，我关注的是在跨儿友好的（trans-friendly）社群内围绕着性别酷儿的实践和概念，尤其是性别酷儿者们本身。在此，我再次顺沿贝彻尔（2013，235），其认为假设占主导地位的性别含义和概念是开始女性主义理论化的“坏地方”，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有效地放弃了政治基础（effectively yield[s] political ground）”。

最后，与此相关的是，在整个论文中，我将性别酷儿称为一种性别种类。我的读者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把性别酷儿定义为性别种类，而不是其它社会种类？我无法在这里为我的答案提供一个完整的论据。然而，简略的论据是——沿着伊丽莎白·巴恩斯（Elizabeth Barnes）（即将出版）——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寻找与我们用来描述个体的性别术语一一对应的种类来处理性别的形而上学（例如，‘女人’、‘男人’）。性别分类（gender classiﬁcation）的术语分类学（terminological taxonomy）不需要——而且我认为也不——与性别种类的最有用的形而上的分类学相一致。相反，我将对性别种类的形而上学探究作为对强化或抵制阶级的（hierarchical）、男性主导（male-dominant）的社会体系的种类的探究。性别酷儿，就像我下文要论证的，就是这样一个种类。出于这个原因，尽管我收录了那些使用‘性别酷儿’标签的人的证词，我并不认为我所称的性别酷儿种类是包含所有且仅包含那些使用‘性别酷儿’标签辨识自己的人。我的关注点反而是利用这些证词和其他证据来更清楚地了解，如果有的话，最能体现不专有地认同（exclusively identify）为男人或女人的群体的特征。

三. 第一次尝试（First Attempts） #

在流行文化中，大多数关于性别酷儿的定义分为两大阵营。其中一种方法是，某人之所以是性别酷儿是因为他们具有某些外在特征——典型的是，因为TA（they）是性别气质不明显的（androgynous17），性别流动的（gender fluid），或者则是违反了性别规范。另一种方法是，某人是性别酷儿是因为他们有特定的内在特征——即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ﬁcation）——这使得身份认同处在二元论之外到底意味着什么暂且阙疑。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可用的关于性别的形而上分析也采用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18在外在论（externalist）方法中，一个人的性别是由其外部的社会因素决定的：例如，被认为是性别气质不明显的（androgynous）或者则是不遵守性别规范的（gender non-conforming）。相比之下，内在论（internalist）方法侧重于更具体地阐释认同某一特定性别的含义。根据这些观点，一个人的性别不是由别人如何看待他们，而是由构成其性别身份的任何内在特征（例如，自我理解、行为倾向【behavioral dispositions】）决定的。19

我认为，无论是外在论还是内在论的方法都不能提供一个关于性别酷儿的令人满意的解释（account）。两者都对性别酷儿（和非性别酷儿）个体的范式案例（paradigm cases）进行了错误分类。仔细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启发的。它不仅将为我自己的提议扫清了障碍，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审视这些范式案例，以及性别酷儿者们关于TA们（they）自己身份的证词。这些证词既阐明了为什么外在论和内在论的方法有不足之处，以及性别酷儿为什么被有益地理解为一种批判性性别种类。

3.1 一种外在论方法（An Externalist Approach） #

性别的外在论理论，有时也被称为社会地位（social position）理论——关注于性别作为对个人有利或不利的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取决于集体规范、期望、以及围绕着个人被认为所具有的特征的刻板印象。哈斯兰格（2012年）【Haslanger (2012)】、巴恩斯（即将出版）【Barnes (forthcoming)】、威特（2011年）【Witt (2011)】和斯文斯多蒂尔（2011年）【Sveinsdottír (2011)】等人都提出了外在论理论或为其辩护。20有很多潜在的方法可以解释是什么外部社会因素决定了一个人的性别。就我的目的而言，各种外在论解释（account）的细节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在所有这些解释中看到一个趋势：即某一特定性别种类的成员资格（membership）完全基于任何特定个体的外部因素——例如，社会角色、感知看法（perception）、或待遇。21

有鉴于此，什么才是外在论对待性别酷儿的最佳方法？不管是什么，它必须只强调性别酷儿的外在特征，同时也要刻画那些在二元论之外的身份认同的范例案例，正如这些人在跨儿友好社群中被理解的。

最常见的——我认为也是最合理的——性别酷儿的外在论方法关注的是某人与性别规范和角色的感知关系（perceived relation），尤其是与男性气质的（masculine）的和女性气质的（feminine）性别呈现（gender presentation）的关系。事实上，对流行媒体的简单涉猎（foray）可能会表明，某人之所以是性别酷儿是因为TA“[做（do）]一些超出其实际的或被看作的（perceived）性别身份的规范的事情”，或者因为TA“在性别表达（gender expression）中表现出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结合，或者两者都没有。”22类似的想法在流行文章、书籍和视觉媒体中得到了回应，它们在作为非二元（being nonbinary）与双性同体（androgyny）或性别不遵从（gender non-conformity）之间含糊其辞（equivocate），或总是联系在一起。23诚然，许多性别酷儿者们符合这一描述，这一观察强化了这种想法：对于那些身份认同在二元之外的人来说采用一种违背性别期望的审美是很常见的——通常，这种审美是双性同体的（androgynous），或者是介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元素之间的流动的审美。24除此之外，其它与非二元者们相关的行为也打破了性别规范，比如使用性别中立代词（gender neutral pronouncs），或者拒绝被分类为‘直人（straight）’或‘同性恋（gay）’。25有了这些考虑，似乎分析性别酷儿最好的方法是这样的：

性别酷儿（外在论的）：性别酷儿是指以下这样的人：

被可靠地认为试图不完全采用一种女性化的（feminized）或男性化的（masculinized）性别表达方式；或
无法被可靠地编码为具有男性（male）或女性（female）身体。26

换句话说，根据这一提议，某人在某种语境下是性别酷儿只是因为TA被认为是僭越（transgressing）性别表达的二元规范——比如，通过采用性别流动或无性别的（agender）审美——或者TA的身体被认为是双性同体的性别气质不明显的（androgynous），这可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无法被读取为男性或女性。

尽管这种方法有很多优点（merits），但我认为它并不能成功地描述性别酷儿。考察其原因，我认为任何外在论的方法都不能令人满意。虽然许多性别酷儿者们确实符合上述提议的条件，但还有两件事是真实的。首先，这些人往往把自己的双性同体（androgyny）或对传统性别审美规范的拒绝描述为性别酷儿的一种表现形式（expression），而不是性别酷儿的总体（totality），此外还强调对性别二元论的情动（affective）或政治取向（political orientation）。当被要求描述TA们作为性别酷儿的经历时，实际上，TA们反复且明确地拒绝认同作为性别酷儿仅仅是基于性别表现或TA人的（others’）感知看法（perceptions）的观点。在TA的文章“这就是性别非二元者（Gender-Nonbinary People）的样子”中，跨儿活动家梅里迪斯·塔鲁桑（Meridith Talusan）请性别酷儿者们描述了TA们在性别二元之外的身份认同经历。虽然答案的细节各不相同，但出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性别酷儿这个范畴不能简化为一群以特定方式被认知（perceived）的人。一位受访者罗恩·基尼（Rowan Keeney）直截了当地指出：

我的表达方式和我的社会化落向（falls on）女性的一方（femme side），但作为非二元与别人对我的看法（perceived）无关。非二元是一种解放——不再需要将自己变得微弱以适应预先形成的（preconceived）我是谁以及我是什么的观念。27

基尼的观点被其TA性别酷儿者们单独地重申（independently reiterated）——有的表示”没有一种方式可以成为非二元”、“名称，代词和呈现方式（presentation）并不决定[一个非二元个体的]的性别”，有的性别酷儿者“有各种类型的性别呈现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身份认同为女性气质的（feminine）以及男性气质的（masculine）”，并且“不需要看起来或行为上以某种方式成为非二元。”28《青年时尚》（Teen Vogue）的作者苏珊娜·魏斯（Suzannah Weiss）身份认同为性别酷儿并且也认同为是一位女人（a woman），其在这一点上说得特别清楚：

许多人似乎认为，你需要一种双性同体的性别气质不明显的风格（androgynous style）才能成为非二元，创造了一种假设，即我和其TA非二元者穿女人的衣服就一定是女人…但你不能根据一个人的长相来判断他们的身份…29

这些说法和许多其它说法认为性别酷儿的外延只触及于那些被认为不属于二元性别角色或具有双性同体呈现（androgynous presentation）的人。

补充这一点的是第二个观察:即外在论的方法也会过度扩展。许多不认为自己是或不会被认为是性别酷儿的人，要么违背了二元性别角色，要么被认为是双性同体的性别气质不明显的（androgynous）。30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们（Butch31 lesbians）, 易装皇后们（queens）, 易装的男人和女人们（cross-dressing men and women）, 不融入为顺性别的跨男和跨女们（trans men and women who do not blend as cisgender）, 以及各种各样的男人和女人们，TA们的身体和呈现都是双性同体的性别特征不明显的，这些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正如洛里·沃森（Lori Watson）在研究性别不遵从者们（gender nonconforming persons）、跨儿们和非跨儿们之间的共同经历时写道：

跨女们和我都有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性别被视为一种作为女人的方式…她不必随时向世界献上她的真诚善意（bona ﬁdes）——当有人察觉认为（perceive）我们的性别（gender）和性（sex）不协调或不明确而感到困惑、迷茫或不安时。32

简而言之，性别酷儿者们并不是唯一被视为违反性别角色的人，更别提双性同体的性别气质不明显的人（androgyny）了：很多非性别酷儿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都有这种经历。33

虽然将性别酷儿视为不可还原（non-reducible）为任何特定的社会认知（social perceptions）最初可能会显得很奇怪，但当我们认真考虑到作为性别酷儿并不是要随波逐流地（de re）拒绝女性气质（femininity）和男性气质（masculinity），而是拒绝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概念总是适合于阐释或评价个人的情感（affect）、行为或审美这一想法时，我们就能更好地认识到这点。34

也就是说，根据性别酷儿者们的说法，作为性别酷儿并不意味着要拒绝通常被解读为女性化（feminine）、男性化（masculine）或其它两者结合的衣服、行为、言语、情感或角色。相反，它常常涉及到在概念层面上拒绝二元论——也就是说，拒绝认为TA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应该总是通过二元且对立的‘女性气质’（‘feminine’）和‘男性气质’（‘masculine’）之概念来理解。35在接受《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采访时，身份认同为非二元的十八岁的凯尔西·贝克汉姆（Kelsey Beckham）说：

我不想成为一个穿着男孩衣服的女孩，也不想成为一个呈现为男孩的女孩… 我只想成为一个被承认为人的人。这是我最舒服的方式。我只是一个穿着人类衣服的人（I’m just a person wearing people clothes）…36

“只是一个穿着人类衣服的人”这一大胆断言打击（strike）了任何试图仅从外部感知看法（external perceptions）来分析性别酷儿的核心思路。性别酷儿者们在TA们被分配的性（assigned sex）、被认知的性（perceived sex）、以及TA们是否在传统的男性化（masculinized）或女性化的（feminized）性别角色中发挥作用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如果说TA们在性别呈现方面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也只是普遍拒绝通过二元论的视角来阐释TA们的呈现。37但我将在第四节中讨论这个问题。

3.2 一种内在论方法（An Internalist Approach） #

如果只看外在特征无法对性别酷儿进行充分的分析，那么看内在特征（internal features）呢？也许一种内在化的方法，或者一种将性别酷儿理解为一群具有特定心理特征的人的方法，更有指望。对于这种方法，它至少似乎与目前最普遍的性别酷儿的定义相吻合，即认同自己是性别酷儿。38如果我们假设‘认同（identification）’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完全内在的特征——即一个人可以在没有任何外在表现（external manifestations）的情况下处于一种心理状态——那么对性别酷儿的内在论方法将是在正确的路径上。我将在第四节中提出我们应该更倾向于一种不同的，性别酷儿的政治模型。但是，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内在论解释（account）的优点。

对于性别酷儿的内在论方法，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谈论‘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时我们所指的是什么样的内在特征。由于性别身份的概念——特别是性别酷儿身份——被用来确定性别酷儿的外延，理解性别酷儿身份的含义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正如詹金斯（2018年）（Jenkins, 2018）所指出，性别身份最常见的‘民间（folk）’定义——“一种作为男人、女人或其他性别的自我感识（sense）”——似乎并没有展现什么前景（promising），詹金斯（Jenkins）写到：

[许多]使用性别身份的语言的人都持有…性别术语如‘男人’和‘女人’应该从性别身份的角度来理解的观点：[例如…]…作为一个女人就是认同（identify）自己是一个女人（或者说，有一个女性【female】性别身份）…这种观点与性别身份的民间定义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循环论证（circularity）：有人问说，某个特定的人‘具有女性性别认同’是什么意思，就会被告知这意味着这个人对自己有一种‘作为女人’的感识（sense）——但如果提问者再问什么是‘女人’，就会被告知女人是‘具有女性（female）性别身份的人’。39

詹金斯（Jenkins）关于‘女人’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性别酷儿’。两种流行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作为性别酷儿就是认同为性别酷儿，而认同为性别酷儿就是作为性别酷儿——使我们陷入了一个无望和无益的循环论证。无论认同为性别酷儿意味着什么——如果这确实是理解性别酷儿这一范畴的基础，那么它必须是实质性（substantive）的东西。

在分析哲学中，一些内在论的提议已经出现了性别身份的更实质性的概念。40起初，这种实质性的内在论似乎令人担忧地将性别本质化，指向一种神秘的、天生固有的、独立于外部社会因素而存在的自身的性别意识。但事实上，关于性别身份的哲学解释（account）避免了这种担忧：性别身份在这些解释（accounts）中，是内在的，但它是基于与社会的性别的规范、结构和解释指南（interpretive guides）相关的内在方式。41 一种詹妮弗·麦特里克（2015年）（Jennifer McKitrick 2015）所辩护的方法，某人在一个特定的（given）语境中的性别是由TA们的行为倾向（behavioral dispositions）决定的，鉴于这些行为——如果表现出来——将如何被社会性地解释（socially interpreted）。麦特里克（McKitrick）认为，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某人倾向于表现出别人会认为是一个女人的行为，那么在这个语境中那个人就具有了一个女人的性别身份（所以，是一个女人）。42与麦特里克（McKitrick）一样，詹金斯（2016年，2018年）【Jenkins (2016, 2018)】对性别身份的解释也强调了个体与外部性别规范的关系。詹金斯（Jenkins）提出了一个‘规范相关性（norm relevance）’的解释（account），一个个体的性别身份是由与TA相关的TA所经验到的性别特定的规范（gender-specific norms）所决定的。43就是说，例如，在这个解释（account）中，某人有女性性别身份（female gender identity）——因此是一个女人——如果TA在与TA相关的社会语境中经验到与女人（women）相联系的规范。此外，规范相关性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对一个人来说，女性性别身份可能是意味着别人应该用女性（feminine）代词和特定名字来指代她，而对另一个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觉得她的形体特征应该是某种特定的方式，例如，应该包括外阴，而不是阴茎。44

在这两种方法的中性别身份都有个人和社会因素：它们是个人的，因为它们涉及到内部的倾向（internal dispositions）或规范相关性的感识（senses of norm relevance），但就这些倾向或感识（senses）必须与外在的、与特定性别群体有社会关联的规范或行为有关而言，是社会的。45麦特里克（McKitrick）和詹金斯（Jenkins）的方法都可以应用于‘性别酷儿身份’。事实上，詹金斯（Jenkins）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应用：某人是性别酷儿，当且仅当（iff）TA不认为社会上与男性关联的规范与TA相关，也不认为社会上与女性关联的规范与TA相关。46为了说明这一点，詹金斯（Jenkins）以一栋只有男厕所和女厕所的建筑为例。一个非二元者，因为TA不认为治理（governing）男人或女人的社会空间的规范与TA有关，可能“把所有的厕所都标记为充满压力和危险的不舒服的地方”。47

首先要注意的是，詹金斯关于男性（male）和女性（female）性别身份的规范相关性方法与关于非二元性别身份的方法有很大不同。只要有人认为某些女性编码（female-coded）（或男性编码）规范与TA相关，TA就有女性（或男性）性别认同。48毕竟，把所有与男人（men）或女人（women）有关的规范都视为与自己相关的男人和女人的数量可能非常少。但是请注意，这个特征（feature）被用来立即限制了拟议的非二元（或者，在我的术语中，性别酷儿）身份的定义：根据詹金斯（Jenkins）的说法，不能简单地说非二元者们不把某些甚至大多数二元编码（binary-coded）规范当作与自己有关的。相反，TA们必须不把任何规范视为与自己有关的。在这里，这个定义开始产生严重的担忧。

性别酷儿者们经常保持（只要出于必要）一种感识（sense）即关于在没有这些规范的替代选择的空间中有哪些二元编码规范与TA们相关。首先可在一些性别酷儿者们的双重身份（dual identities）中看到这一点；也就是，那些不完全（exclusively）认同为男人或女人（woman）的人，但声称（claim）既是性别酷儿者又是男性和/或女性（female）身份的人。证词（testimony）表明这种双重身份认同（dual identiﬁcation）的一个共同动机是一种对二元规范的不可避免性的承认：被国家和其TA人（other persons）所应用的性别规范会影响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活动能力。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充斥着专有的（exclusive）二元划分，不把性别规范与自己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公共空间，如厕所和更衣室、法律机构、社交俱乐部、语言和营销，这里仅列举几个地方，这些地方都被严重性别化（gendered）了，而且不仅仅按照二元论性别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让试图在这些结构中游走（navigate）的人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一方。此外，因为所有（或几乎所有）性别酷儿都都被社会化为男人或女人，而且经常被看作为（perceived）男人或女人，所以只有自我应用（self-applying）“一个穿着人类衣服的人”的规范是不可能的。性别酷儿者们想要在这个世界里不那么安全地游走（navigate），TA们别无选择，只能看到二元规范（binary-norms）或多或少与TA们有关。49

魏斯（2018年）（Weiss，2018）在解释TA决定同时认同为非二元和女人时刻画了这种情绪。

我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非二元女人（a non-binary woman）… 对我来说，这种身份既承认（acknowledges）我没有一个关于任何性别的先天认同（innate identiﬁcation），也承认我已经被社会化为一个女人。50

魏斯（Weiss）并非个例。在同一篇文章中，TA采访了24岁的蕾伊·诺布尔(Rey Noble)，她的身份认同也为非二元及女人。根据诺布尔（Noble）的说法，这是为了“承认（acknowledges）她喜欢自己的女性编码身体但并不总是觉得它能准确地代表她”。51同样地，驻英国记者劳里·佩妮（Laurie Penny）明确表达对于自己身份认同为性别酷儿及女人的不同但兼容的原因。“我的身份比单纯地是（simply）女性或男性要复杂得多，”Penny写道，“但是…我在政治上是个女人，因为人们是这样看我的并且国家（state）也是这样对待我的”。52

魏斯（Weiss）、诺布尔（Noble）和佩妮（Penny）的证词说明了性别规范不可避免的相关性。在这一点上，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认为性别酷儿身份的特征可能是对（遵守）这些规范感到不适或不真实（inauthenticity）。但这明显过度了：许多非性别酷儿的男人或女人对于社会强制TA们遵守的性别规范也感到不适和不真实。53

除了过度产生（over-generating），它也会产生不足（under-generates）。我们对于性别酷儿者们不把任何性别规范与自己联系起来的观点应该持怀疑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人把TA们的性别酷儿身份定位于TA们在不同性别范畴（gender categories）之间的流动性（ﬂuidity）。更具体地说，这一证词表明一些性别酷儿个体在不同的语境中体验到各种相关的或合适的（apt）性别特定的（gender-speciﬁc）规范。例如，在加卢波等人（2018年）【Galupo, et al (2018)]】对性别酷儿者们的研究中，许多参与者描述自己性别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只有二元论选项中的一种：

我的性别会发生变化。有时我是女性（female），有时我是男孩（boy），有时我两者都是，有时我两者都不是。（性别流动）【genderfluid】

有时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男人。有时我觉得我大部分一个男人，与一些女人/没有强烈的性别归属的无性别者（woman/agender）混合在一起。（半男）【demiguy】

我可以每天在各种性别（男人，女人，双性同体（androgyne），无性别（agender），第三性别（third gender），多性别（polygender），等等）之间转换。（性别流动）【genderfluid】54

简而言之，在詹金斯（Jenkins）的意义上，性别酷儿者有时确实（do）认同为女人和/或男人。事实上，加卢波等人（Galupo et al）等人明确地观察到“[性别酷儿]参与者们的性别身份[们]不能被离散地概念化为‘男性’、‘女性（female）’、‘都不是（neither）’或‘都是（both）’”。55既然詹金斯（Jenkins）采取都不是的方法（the neither approach），那么，这种方法就不符合性别酷儿个体对自身内部状态的描述。56

撇开对性别酷儿身份的规范相关性（norm-relevancy）方法不谈，那么，倾向性方法（dispositional approach）呢? 为什么不认为作为性别酷儿不在于人们考虑何种规范与自己相关，而在于人们内在倾向（internally disposed）去做什么（to do）——比如，使用性别中立代词（gender neutral pronouns），主张“我是性别酷儿”，等等？这样一种方法可能相当于以下几条路线：

S 在 C 的语境中是性别酷儿当且仅当 S 充分倾向于以 C 的方式表现（behave）以（在跨儿友好的语境中）表明标记 S 为性别酷儿。57

这些行为可能是什么？一种解释是，作为性别酷儿的相关行为会在内容上不同，但与那些作为男人和女人的行为的类型（kind）相同。也就是说，与性别酷儿相关的行为倾向（ behavioral dispositions）包括对“穿着方式（modes of dress）、姿势和举止习惯（mannerisms）、生产及休闲的时间的活动、交流风格和社会互动”等事情的倾向（dispositions）。58 但是，正如我们在3.1节（§3.1）中已经看到的，这些外在行为并不能决定性地表明标记一个人是性别酷儿。

鉴于此，相关行为的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事实上，在跨儿友好的语境中，唯一能决定性地表明标记某人是性别酷儿的行为似乎只有TA（真诚地）说出来（saying so）。59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一个人足够倾向于主张（assert）自己不专有地（exclusively）认同为男人或女人，那么TA就是性别酷儿:例如，‘我是性别酷儿’、‘我是非二元’、‘我是性别流动’。60

这里，还出现了两个担忧。首先是这些倾向（dispositions）的表现条件（manifestation conditions）。我推测采用性别酷儿身份的倾向论式描述（dispositionalist account）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将人算作（count）性别酷儿的能力，即使当这些倾向被社会成本（social costs）所掩盖或抵制（counteracted），如遭受被欺凌、歧视、被解雇、被侵犯（assaulted）、或只是被误解——的威胁。与其只在某个人说自己是性别酷儿的语境下才把TA看成是性别酷儿，倾向论方法（dispositionalist approach）允许我们把那些会——在特定条件下——主张（assert）自己是性别酷儿的人算作（count）性别酷儿。那么，一个人因为社会成本而被阻止公开主张宣称（assert）自己的性别酷儿身份，仍然可以是性别酷儿。

有了这个想法，我们就应该优先考虑那个人会是怎样的人，不管作为性别酷儿的社会代价是多还是少。从这里，我们得出一个观点，某人是性别酷儿，以防万一，如果社会成本足够低，TA会主张TA不会专有地（exclusively）认同为男人或女人。但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如果仍有社会成本存在，那么这似乎会阻止那些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人作为性别酷儿：有些人可能愿意在没有社会成本的情况下主张性别酷儿身份，而即使是面对小的或稀少的（infrequent）成本，可能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在表现条件中留下任何社会成本意味着只有某一些人，而不是其TA人，可以拥有性别酷儿身份。

那么，假设表现条件是没有社会成本的。首先，在这样的情况（scenario）中，许多目前舒适地仅在二元论中确立身份认同的人似乎有可能开始主张其它的非二元身份。61换言之，如果非二元的身份完全被社会所接受，那些反对二元分类的人不会面临任何困难或偏见，那么为什么认为那些在实际处境（actual conditions）下不认为自己是非二元的人还会继续这样做呢？无论我们走哪条路，似乎这种观点从它自己的角度来看甚至把性别酷儿的外延都搞错了：它要么将那些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人排除在外，要么将这一类别扩展到那些实际上认为自己具有二元论身份，但可能会以其它方式替代社会反响（social repercussions）的人。

其次，我认为对这个倾向论解释（dispositional account）更重要的担忧是它从形而上学上轻视（metaphysically trivializes）性别酷儿的存在。不管倾向论解释的表现条件是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当表现出来时，会被社会认为是决定性别酷儿身份的最可能的行为（plausible behaviors）就是主张（assertions）自己是性别酷儿。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性别酷儿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结构：某人是性别酷儿和某人不是性别酷儿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唯一的差异是，其中一个倾向于使用某些术语来描述TA自己，而另一个则不是。根据这种倾向论解释（dispositional account），除了这点之外，没有任何差异是作为性别酷儿所必需的（或足够的）。由于这个原因，很难看出这些术语的内容可能是什么，或者说‘真诚（sincere）’和‘非真诚（non-sincere）’的身份主张（assertion of identity）之间的差异。‘性别酷儿’、‘非二元’、‘无性别（agender）’等似乎被简化为空洞的（或者至少是不透明的）标签。

最终可能会发现，性别酷儿身份只不过是用某些特定的术语进行自我描述。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为此，我现在转向一个新提议：性别酷儿作为一种批判性性别种类（critical gender kind）。

四. 一种新方法：批判性性别类型（A New Approach: Critical Gender Kinds） #

是什么解释了作为性别酷儿？主张自己偏好的性别标签就足够（sufﬁcient）了吗？是必要的吗？性别不遵从（gender non-conformity）或双性同体（androgyny）就算不是必要的，是足够的吗？正如我们所见，纯粹的外部因素对于理解性别酷儿来说是不足够的，这让这些问题变得复杂，而诉诸于性别身份只会迫使我们去问，是什么构成了性别酷儿身份。虽然从完全内在的特征来考虑这种身份很吸引人，如规范相关性的感识（a sense of norm relevance）或声称自己是某一范畴的成员的倾向，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方法的不足之处。那么，性别酷儿者们和非性别酷儿者们之间的差异可能是什么呢？

我认为，解决办法在于，不是从个人的外在或内在特征来理解性别酷儿这个范畴（category），而是从一个集体的特征来理解，特别是结合了外在（政治）和内在（动机）成分的特征。我认为，性别酷儿最好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范畴，其成员们集体地动摇（destabilize）男人和女人是互不相联的（discrete）、专有的（exclusive）和详尽的性别范畴（categories）这一观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成员们感到或渴望在这个专有的和详尽的二元论之外的性别范畴化（gender categorization）。62

重要的是，我并不认为性别酷儿者们会成功地动摇这个轴心（axis）。我也不认为性别酷儿的每一个成员都动摇了这个轴心，更不用说是以别人可理解的方式。在我看来，对于个人要作为性别酷儿，只需要TA参与到一个集体的反抗中。虽然我在下面关于这一点会说更多，但我不会试图给出这种参与所需要的精确条件。部分原因是，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精确条件；当然，也不存在与语境无关的（context-independent）条件。不过，主要是因为我分析的中心目标是性别酷儿这一种类，而不是作为性别酷儿的个人性质（individual property）。

我应该在这里暂停一下，以澄清一个作为背景的方法论承诺。将分析一种性别种类的项目与分析它的成员条件的项目混为一谈是很常见的——事实上，在现存的性别种类的外在论（externalist）和内在论（internalist）模型中，它们被视为同一个整体（one）。63我认为这是一个形而上的错误。人们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说明式个人主义（explanatory individualism），或者说将关于一种社会种类或现象的解释说明（explanation）简化为关于个人事实的理论，通常不是处理社会本体论的一种恰当方式。64正如对基督教的分析不同于对个人成为基督徒所需条件的分析，对性别酷儿的分析也不同于（当然，与之相关）对个人成为性别酷儿所需条件的分析。就我对个人感兴趣的程度而言，这是为了理解作为一个集体，这些个人是如何抵抗性别二元论的。

理解这种性别种类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我提议，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种新的性别种类：一种批判性性别种类（a critical gender kind）。

批判性性别种类（Critical Gender Kinds）：对于某一特定种类 X，当且仅当 X 的成员集体地动摇了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的一个或多个核心元素时，X 是一种相对于某一特定社会的批判性性别种类（critical gender kind）。65

注意，这个定义保留了这种动摇化（destabilization）的来源。我认为，集体性动摇（collective destabilizing）的动机或原因有很多。对于我们当前分析性别酷儿的目的，我想特别强调至少两种重要的不同但兼容的动摇模式（modes of destabilizing）：原则性的（principled）和存在性的（existential）。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原则性动摇（Principled Destabilizing）：占据主流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原则性动摇是指源自或以其它方式表达个人的关于性别规范、实践和结构的社会承诺或政治承诺的动摇。

存在性动摇（Existential Destabilizing）：占据主流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存在性动摇是指源自或以其它方式表达个人的感受到的或渴望的性别角色、具现（embodiment）和/或范畴化（categorization）的动摇。

原则性动摇是一种常见的实践，在各种性别和性少数群体（gender and sexual minority groups）的活动家、盟友（allies）以及成员中都有。例如，那些公开反对性歧视的（sexist）、恐跨的（transphobic）或异性恋霸权常态的（heteronormative）实践的人，从TA们对性别或性平等的承诺出发，参与（engage in）对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原则性动摇。参加夺回黑夜（Take Back the Night）或同性恋骄傲游行（gay pride marches），为支持跨儿权利（trans rights）的政客投票，向支持女人生殖权利的组织捐款，使用性别中立代词，或有具有性别不遵从（gender-nonforming）审美的，这些只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原则性行动（principled actions）的几个例子。许多人参与这些行动，并不是（或不仅仅）因为TA们自己感受到的或渴望的性别角色、具现或范畴化，但（也是）因为TA们的价值观和信念使TA们致力于抵制占主导地位的性别规范、实践和结构。我认为，这些人共同地参与了原则性动摇。

关于原则性动摇可以也应该说得更多。但因为我对性别酷儿的解释（account）依赖于存在性动摇的概念，我描述原则性动摇的现象主要是为了对比。不同于它的同层（sibling），存在性动摇源于一个人对性别角色、具现或范畴化的感受到的或渴望的位置——典型的是，考虑到产生自（arise from）并且维持占据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实践、规范和结构，其是离经叛道的（deviant）。

为了更明确地区分这些动摇的模式（modes of destabilizing），假设你遇到两个使用性别中立代词‘TA（they/them）’的人。其中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是任何意义上的非二元，但使用这些代词是因为TA们致力于使英语对非二元者们更加友好适宜。66另一个人使用这些代词是因为TA认为自己是性别酷儿，所以‘她（she）’和‘他（he）’都错误地描述了TA们所声称的性别范畴（gender categorization）。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两个人都参与了对每个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的占主导地位的信念的原则性动摇。但只有第二个人参加了对这种信念的存在性动摇。而这是因为第二个人，但不是第一个人，参加了相关的行为——即，使用性别中性的代词——是由于TA们感受到的或渴望的范畴化在性别二元论之外。根据这个例子，我认为存在性动摇的关键标志是它的来源：即主观地感受到的或渴望的性别角色、具现或范畴化。且我认为，在性别酷儿的例子中，存在性动摇的标志具体地是感受到的或渴望的性别范畴化。67

原则性抵抗和存在性抵抗之间的区隔（disctinction）有助于我们清晰阐明盟友与性别种类（如性别酷儿和跨儿）的成员之间的区别：虽然两者都在抵抗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但这些种类的成员抵抗（至少部分）是由于感受到的或渴望的性别范畴化偏离了占主导地位的期望、规范和假设。也就是说，TA们接受或希望自己是谁，本身就与在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下运作的人们强加给TA们的范畴化不相容或者说不符合。但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性别酷儿的纯粹内在论概念（purely internalistic notion）：与性别范畴（gender categories）的内在关系只是特性描述（characterization）的一个环节。除了这种内在关系之外，也正因为如此，性别酷儿成员参与了集体的存在性动摇（collective and existential destabilizing）。此外，通过将‘渴望的（desired）’和“感受到的（felt）”并列，我希望能够捕捉到比詹金斯（Jenkins）和麦特里克（McKitrick）强调的更广泛的关于性别范畴化的现象学状态。这种渴望可以是基于政治（或可能是宗教）动机，以及关于性别的真实性、相关性、归属性或不安的内在感识（an internal sense of gender authenticity, relevance, belonging, or dysphoria）。68

需要明确的是，批判性性别种类并不是唯一的其成员站在与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的政治关系中的性别种类。在我的观点中，我在这里无法完全为之辩护，所有人都站在与性别意识形态的关系中——无论是原则性的还是存在性的。当这些关系起到再稳固（restabilize）或维持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时，我们可以把那些表现出这些关系的人描述为从属于非批判性（non-critical）性别种类：

非批判性性别种类（Non-Critical Gender Kinds）：对于某一特定种类 X，当且仅当 X 的成员集体地再稳固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的一个或多个元素时，X 是一种相对于某一特定社会的非批判性性别种类（non-critical gender kind）。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再稳固分为原则性模式和存在性模式两种。一个认为自己是男人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霸权的男性气质角色（hegemonic masculine roles）和具现（与他的阶级、种族等有关的）的人参与了对——男性应该遵照霸权的男性气质规范（hegemonic masculine norms）表现（behave）与显现（appear）——这一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的存在性再稳固（existential restabilizing）。相反，一个认为自己是女人但使用侮辱性语言来描述同性恋（gay）或被认为有女性气质（effeminate）的男人并且这样做是基于男人应该如何表现这样的信念的人，参与了对这一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的原则性再稳固（principled restabilizing）。69

需要澄清的是：在我的观点中，个体既可以属于批判性性别，也确实属于非批判性性别。批判性/非批判性的区隔（distinction）并不是要成为另一种个体可以被完全专有地归类的二元论。事实上，我怀疑我们不可避免地属于这两种种类：我们都属于各种各样的政治性别种类——批判性的和非批判性的——以及外在论的和内在论的性别类型。我在这里关注的是性别酷儿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批判性的性别种类。但我的说法（account）并不排除性别酷儿的成员同时属于更多的性别种类。

当然，说性别酷儿是一种批判性性别种类，还远远达不到理解这种种类所需要的特异性（specificity）水平。甚至一旦我们把视野缩小到所谓的西方社会，我们会发现有许多批判性性别种类，而且它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特异性（specificity）程度被辨识出来，相对于对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的）描述有多细微而言。70为了引出这点且进一步激发人们对性别酷儿作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性别种类的思考，让我们思量一下这个在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广义上讲，大量的社会群体都在抵制这个意识形态：举例仅列出名称，跨男（trans men）、跨女（trans women）、堕胎权利活动家（abortion rights activists）、男性化的女同性恋歹客（butch dykes）、变装皇后（_drag queen_s）、性别酷儿（genderqueer）、居家爸爸（stay-at-home dads）、女性力量举重运动员（female powerlifters）、假小子（tomboys）、女性主义者（feminists），还有很多很多。也就是说，多个群体以原则性和存在性的方式（在其它方式中）抵抗——关于TA们的身体、性别角色或范畴化的——规范式的性别化的社会期望（normative, gendered social expectations）。

那么，根据对批判性性别种类的一种思考方式，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群体都可以被一起归入到一个种类中：

西方性别违抗者（Western Gender Deﬁers）：西方性别违抗者是一种批判性性别种类，其成员集体地抵抗在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的一个或多个元素。

至少在两个方面，这种定义并不特别具有启发性。首先，如果没有对主导性别意识形态的构成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人们该如何决定谁算是或不算是性别违抗者呢？其次，就性别酷儿而言，如果性别酷儿是性别违抗者的一个子集，这并不能阐明性别酷儿的独特之处。为了对性别酷儿进行分析，我们似乎需要更好地了解性别酷儿者们抵抗的是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哪一方面，以及TA们是如何抵抗的。总之，还需要更多的细节。

为此，我提出了一幅较（但仍然不是非常）细致的关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图画（picture）。71在这个图画上，意识形态可以被认为是有四个不同的但相互联系并相互强化的轴心：二元论轴心、生物轴心、目的论轴心和等级制轴心。虽然这些轴心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完全脱离其它轴心来理解，但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人为地将每个轴心单独考虑：

二元论轴心（The binary axis）：性别男人和女人是二元的、互不相联的、不可改变的、专有的、详尽的。72

生物轴心（The biological axis）：每个人本质上都有一个生物性别（biological sex），由于自然（nature），是TA的性别的基础（形而上的解释/界定）。根据TA的本性（nature），男人有男性的生物性别，女人有女性的生物性别（women have a female biological sex）。73

目的论轴心（The teleological axis）：一个人的性别，由于本性（nature），决定了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和身体特征——比如，性欲望、职业、家庭角色、衣着、举止、个性特征——TA要么必须（被决定）拥有或者应该拥有。男性们自然地必须或应该具有男性气质特征，女性们（females）自然地必须或应该具有女性气质特征（feminine features）。

等级制轴心（The hierarchical axis）：对男人（作为男人）来说是自然的生物和目的论特征相较于对女人（作为女人）来说是自然的特征是彼此不相容的且更有价值，并且自然性（naturalness）比非自然性（unnaturalness）更有价值。74

所有这四个轴心共同建立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专门将身体分为两个范畴，根据‘自然的’生物和目的论特征的观念来管理这些类别，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自我延续的等级制度（hierarchy）。这种等级制度，不足为奇地，主要是赋予那些能够并且确实遵从“自然的”男人规范的人以特权。在这个框架内，我们可以列出各种批判性性别种类，其成员集体地动摇了这些轴心。75例如，那些始终声称自己被范畴化为与TA们被根据其出生时的生殖器所分配的性别不同的人——一个典型地被认为是作为跨儿的充足性质（property）——集体地动摇了生物轴心。同样地，在性别表现和性向方面违抗社会期望的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butch lesbians），也集体地动摇了目的论假设。76

我建议性别酷儿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批判性性别种类，其成员集体地动摇了二元论轴心。更具体地说，其成员动摇了TA们必须从属于两种互不相联的、详尽的和专有的性别种类（男人/女人）之一的观念：即不重叠（互不相联的）、涵盖所有人（详尽的）、一个人不能同时属于两种种类（专有的）的二元论种类。此外，这些成员这样做是基于一种感受到的或渴望的在本体论上与二元论轴心并不相容的性别范畴化。我们可以更正式地将其表述如下：

性别酷儿（Genderqueer）：性别酷儿是一种批判性性别种类，其成员具有一种感受到的或渴望的与二元论轴心相冲突的性别范畴化，并在此基础上集体地动摇了这个轴心。77

在这种对性别酷儿的理解上，性别酷儿者们集体地、存在性地动摇了二元论轴心。也就是说，这种集体性动摇植根于性别酷儿者们所感受到的或渴望的与二元论轴心相冲突的性别分类（gender classiﬁcations）。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将性别酷儿划分为一种需要内部特征（这里是对性别范畴化的主观关系）和外部特征（这里是集体意识形态动摇）来充分建模的种类。

这种二分式特征（dualistic feature）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含意。首先，它表明性别酷儿不可能存在于——人们完全被剥夺对离经叛道的性别呈现（gender deviant presentations）、概念和语言的接触，以至于其无法表现出（perform）能够集体性动摇二元轴心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和行为方式（behaviors）——这样的语境中。78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仅仅从内在特征上（比如在二元论中被性别化的厌恶或者抵抗二元论轴心的意图）刻画性别酷儿是充分的。性别酷儿不只是一个心理现象。其一，这将过度扩展性别酷儿。毫无疑问，许多不会认为自己（或被认为是）性别酷儿的人并不喜欢在二元论内被性别化，但已经顺从地接受了二元论，或者以其它方式接受了它作为TA们生活的一部分。其二，这将消除性别酷儿中酷儿力量（force）。如果作为性别酷儿仅仅是在脑袋里，那么一个按照二元论轴心顺畅运转的并且对这个二元论没有任何物质挑战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充满性别酷儿者们的世界。这个对我来说像是一种归谬法（reductio）：抵抗性别二元论需要的不仅仅是思想和情感（affect）。这一点与性别酷儿者们对作为非二元之描述相一致，其认为作为非二元是“拒绝这种导致有害的刻板印象和压迫的[二元论]系统”和“打破在这世界上成为一个性别化的人的含义”的一种方式。79无论是抵抗，还是打破别人的假设，都不是仅仅发生在脑袋里。80

其次，它表明性别酷儿的存在并不只是因为有一群人采用了抵抗二元论轴心的性别呈现、语言或行为。从3.1节（§3.1）中可以看到，外在特征对于塑造性别酷儿来说是不充足的。双性同体（androgyny）、使用性别中立代词以及等等，这些特征在性别酷儿者们中并不普遍，而且也被许多身份认同在二元论之内的人们所共有。这些特征很可能起到动摇二元论轴心的作用，即使当被二元-身份认同者们（binary-identiﬁed persons）所表现出来时，但由于这个原因，动摇二元论轴心并不是性别酷儿的唯一特征。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二分式分析能为在二元论之外感受到的或渴望的性别范畴化所伴随的心理状态也能为性别酷儿者们集体采取的动摇行动留下变化的空间。二元性别种类（男人/女人）的构建，个体在其中所拥有的行事自由（latitude），以及个体如何在其中社会化，在与其它社会身份（如种族、阶级和障碍（disability））的交集（intersections）中这些有着显著不同。出于这个原因，我的模型有意地在性别酷儿者群体中留有余地，人们可以（并且我怀疑将会）找到广泛的关于这些二元种类的概念和对这些二元种类的态度，以及抵抗二元范畴化的策略。81

我已提出的，对于性别酷儿而言最为基本的，可见于外在特征和内在特征的交集。特别是，它是集体的，对二元论轴心的存在性动摇。构成这种动摇的行动有很多：再次强调，没有一个成为性别酷儿的方式，更没有一个成为性别酷儿的正确方式。抵抗二元范畴化的许多形式是可能的。一些常见的策略会很熟悉：使用性别中立代词（以及其它术语，像“Mx” 这个称谓)，培养性别不遵从的美学（gender non-conforming aesthetics），主张非二元的范畴化（比如，‘我是无性别者’），酷儿化个人关系（queer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违抗性二元（defying sexual binaries），以及我所说的‘空间转换（space switching）’，也就是在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化空间之间活动（moving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endered spaces）。然而，再次强调，这些特征中没有一个是性别酷儿所特有的或者是成为性别酷儿所必需的，它们是性别酷儿者们用来抵抗，TA们自己（they themselves）必须遵守二元范畴化，这一观点的熟悉工具。TA们所共享的——以及，我认为是什么限制了哪些群体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动摇’——是TA们违反了凯特·伯恩斯坦（1994年）【Kate Bornstein (1994)】所说的“性别规则”：根据对身体的性化阐释（sexed interpretation）而（通过社会实践、物质结构和各种形式的性别管制（policing））强加于以及强迫于个人的一套二元规范。82违反这些规则挑战或违抗了占主导地位的性别实践和结构。由于这些实践和结构有很多，因此动摇的可能模式也有很多，我们可以预期这些模式在不同的交叉的（intersectional）语境和个人中会有很大的不同。仅举几个例子：

性别中立代词（Gender neutral pronouns）：传达一个人使用性别中立代词（例如，ze/zim/zis，they/them/theirs）而不使用性别特定代词（例如，他/他的（he/him/his），她/她的（she/her/hers））。83
性别不遵从的美学（Gender non-conforming aesthetics）：违反文化的性别化期望的性别呈现（如异装（cross-dressing）、双性同体（androgyny））。84
性别范畴化主张（Gender categorization assertions）：明确表达一个人自己的关于性别种类成员身份的感识（sense）（例如，‘我是非二元的’，‘我是性别流动的’）。
酷儿化个人关系（Queer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在个人关系中的传统性别角色之间的流动性或违反个人关系中的传统性别角色。（例如，既承担特定的传统女性养育角色（female parenting roles）同时也承担男性角色（male roles），在性关系中的性别游戏扮演（gender play））。85 86
摒弃性取向二元论（Eschewing sexuality binaries）：在‘同性恋’、‘直人’或‘双性恋’ 这种基于二元性别系统的分类法之外辨识认同自己的性取向。87
空间转换（Space switching）：女性编码和男性编码的物质空间之间的流动性（Fluidity）（例如，男女盥洗室都使用，在男性和女性的朋友群体之间社交活动）。88

这份清单绝非详尽无遗地列举了性别酷儿者抵抗性别二元论囚禁的众多方式。89我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份详尽的清单来说明如何成为性别酷儿，而是阐明性别酷儿表达的斑斓和多样化的本性（diverse nature）。虽然有些表达方式（例如，表达主张）更容易被其TA人阐释为抵抗二元论轴心，但其它一些表达方式（例如，性别不遵从）承认更多的模糊性。此外，性别酷儿者们不会在任何时间或空间内采用同样的或者可能是这些表达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那些在朋友间使用性别中立代词的人可能不会在工作中这么做。一个在明确地跨儿包容的群体（explicitly trans-inclusive groups）中主张性别酷儿身份的人，可能不会在这些群体之外这样做。因为性别酷儿并不呈现出一套新的性别规范，性别酷儿者们以多种方式体现TA们的身份；它试图瓦解现存的性别规范。也就是说，性别酷儿并不是旨在‘男性气质的（masculine）’和‘女性气质的（feminine）’、‘男人’和‘女人’之间维持一个灰色的、双性同体的中间地带（androgynous middle ground），而是要抵抗——一个人必须要接受这些二元范畴，人们必须被它们辨识（identiﬁed）、标签（labeled）和评价的范畴——这一文化命令。这一点在关于性别酷儿身份的定性实证研究（qual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布拉德福德等人（2018年，8页）【Bradford et al (2018, 8)】指出，虽然性别模型通常期望性别是稳定的和可预测的，但“拥有就自己的身体和身份做出决定的能动性（agency）可能是性别酷儿身份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往往会导致一个“实验的过程”。再次强调，我的重点还是集中在这种抵抗方式所产生的集体的、动摇效果，而不是任何一个个体对于TA所感受到的或所渴望的性别范畴化的表达所产生的影响。鉴于此，在性别酷儿这个大伞下还有很多空间容纳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

最后，我想对提议的观点提出两个关键结论（upshots）。第一，性别酷儿这个范畴是社会定位的。因为性别酷儿，在我的提议里，本质上涉及动摇二元论轴心，正如在西方性别意识形态中理解的那样，它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这一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语境。这是因为‘动摇’，我认为，至少意味着一种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ship）。然而，这并不是要忽略一个密切相关的种类——其成员们通过动摇或不动摇二元论轴心来挑战二元论轴心。这样一个范畴将会把性别酷儿与在其它社会中所承认的超越男性（male）和女性（female）的各种性别联合起来，例如印度尼西亚的瓦里亚人（waria）、美洲原住民的双灵人（two-spirit）、和萨摩亚的法法菲尼人（fa’afaﬁne）。这样，我们就有了工具，以便在位于特定语境中的批判性性别种类与位于其它语境中的性别种类之间寻找重要的相似性和团结点。我们因此也拥有了一个框架以阐释“非二元者们始终存在于任何地方”这一常见说法。如果我们把这种说法中的‘非二元’阐释为挑战二元论轴心的任何群体，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任何时代或社会来辨识这些人。或者，如果我们把它阐释为涉及二元论轴心的存在性动摇，那么我们的搜索就会被限制在这个轴心占主导地位的语境中，进而指出这里所界定的性别酷儿与其它像瓦里亚人（waria）这样的范畴之间的重要差异。

第二，由于我从动摇二元论轴心的角度描述了性别酷儿，人们可能会担心，在我的提议中，作为性别酷儿，需要个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和某种语境下——外化（externalize）对这个轴心的抵抗。90毫无疑问，一些人会发现这个结果令人不快，原因在3.2节（§3.2）中讨论过。许多人更偏好把性别酷儿看作是完全内在的东西，比如有人可以完全藏于柜中（closeted）且仍然是性别酷儿。相对于‘选择成为（choosing to be）’或‘成为（becoming）’性别酷儿，这种内在化的方法是由‘发现’或‘意识到’自己是性别酷儿这样的普遍叙事所具现的。同时，这些叙事被其它也是常见的叙事所抵消，如“我[终于]成为我想成为的人”，或“我…试着到达一个可以安全地做我自己的位置”。91也许有人会担心，我的解释（account）阻止（precludes）了那些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因违抗性别规则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人成为性别酷儿。

作为回应，我首先想再次强调，我的项目主要关注的是性别酷儿这个范畴，而不是作为性别酷儿的个人性质（individual property）。很可能的情况是，虽然这一范畴在根本上涉及政治性抵抗（political resistance），但并不是要求这个范畴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进行外部抵抗。作为类比，细想下，洛杉矶道奇队球迷这个范畴。大概，这个范畴只被恰当地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一个由通过观看比赛、购买周边商品等方式支持道奇队的人组成的集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为了使个人属于这个范畴，TA们必须参与社会认知中像球迷的行为（socially perceived fan-like behaviors）。也许，TA们自己意识到自己对道奇队的支持就足够了，即使TA们因为害怕遭到喜欢旧金山巨人队的朋友们的报复而保守这个秘密。

老实说，我自己并不信服内在状态应被认为是成为性别酷儿的充足条件：我暂且向那些要求它们必须是充足条件的人建议这条“出路”。我自己倾向于认为，作为性别酷儿，一些外在的表达是需要的，要记住，表达是可以被多样地实现的，并且不需要不获得理解（uptake）。92事实上，人们可以有无数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感受到的或渴望的范畴化，而不需要遭受沉重的社会成本，甚至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也是如此。虽然印有代词的徽章、培养双性同体美学或简单地主张自己的身份都是抵抗二元范畴化的明显方式，但我的提议并不需要如此响亮，它强调集体行动多于个人行动。正如一位无性别者所言，“有时候当我们打扮自己，或者当我们发现…某些真实性的时刻之时，即使它们很微不足道，也是抵抗的行为。”93我的提议将这些‘微小的抵抗行为’开放给性别酷儿者们，并且不要求对于任何特定个人的表达的社会理解（social uptake），即使这个范畴的存在需要一定程度的对于其成员的集体表达的社会理解。

然而社会成本可能会阻止某人对感受到的或渴望的非二元身份认同（nonbinary identiﬁcation）的任何外部表达。一种对这种情况的常见解释是，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性别酷儿，被不公正地阻止了自我表达。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把这种情况解读为一个人被不公正地阻止成为性别酷儿。参考“藏于柜中的（closeted）”性别酷儿们——而不是那些不情愿地被迫接受二元范畴化的人——既淡化了社会力量（social force）之权力对我们获得社会身份的影响，也淡化了这种权力的压迫程度。一个被迫遵从二元论轴心的人，在我看来，是被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制度阻止了成为性别酷儿——抵抗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这不仅仅是对自我表达的扼杀（stiﬂing），也是对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的扼杀：如果性别酷儿的核心是动摇二元论轴心，那么压迫性的社会因素就有可能阻止它的实现。94在有人想抵抗二元范畴化，但却面临着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的情况下，我认为，最主要的不公正并不是承认的缺乏。相反，它是一个人在抵抗性别范畴化的能力方面缺乏自由。艾米丽·布雷霍布（Emily Brehob），身份认同为间性人（intersex）和非二元（nonbinary），描述了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情况：

现在我住在德克萨斯州，我发现在保持安全的同时公开肯定自己的身份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轻松… 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中庸的状态——留长自己的发，当别人叫我女人的时候就随它去… 如果我不表达出来，我的身份是否是真实的… 用你的存在来挑战别人对性别的理解，这会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力量。95

将性别酷儿理解为一种其成员集体地动摇了二元论轴心的批判性性别种类，有助于我们理解像布雷霍布（Brehob）这样的人的经历。性别酷儿并不仅仅是在头脑中的：它以其“存在本身”挑战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为了理解这种性别种类，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模型——一个充分体现（captures）意识形态动摇化（ideological destabilization）与感受到的或渴望的范畴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模型。我已经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模型，毫无疑问还有其它的模型。但如果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那就是如果我们要理解这场文化革命，我们需要新的概念、新的语言和新的形而上学。配备了这些工具，我们就可以与瑞琪·威尔钦斯（Riki Wilchins）一起思考我们是否“无意识地、最终朝着我们所知道的性别范畴的终结踏去。”96无论是哪种方式，我同意威尔钦斯的观点：“找出答案会很有趣”。97 98

五. 参考文献（Bibliography） #

Andler, M. (2017) “Gender Identity and Exclusion: A Reply to Jenkins.” Ethics 127(4):883—895.
Appiah, K.A. (1994) “Race, Culture, Identity: Misunderstood Connections.”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53—136.
Appiah, K.A. (November 9, 2016)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Western Civilisation.” The Guardian.
Bach, T. (2012) “Gender Is a Natural Kind with a Historical Essence.” Ethics 122(2): 231—272.
Barnes, E. (forthcoming) “Gender and Gender Terms” Noûs.
Bettcher, T. (2009) “Trans Identities and First-Person Authority.” In “You’ve Changed”: Sex Reassignment and Personal Identity, ed. L. Shr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ttcher, T. (2013) “Trans Women and the Meaning of ‘Woman’.” In Philosophy of Sex: Contemporary Readings, Sixth Edition. Eds. A. Soble, N. Power, & R. Halwani, 233—250. Rowan & Littleﬁeld.
Bettcher, T. (2014) “Trapped in the Wrong Theory: Rethinking Trans O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Signs 39(2): 383—406.
Bettcher, T. (2016) “Intersexuality, Transgender, and Transsexualit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eminist Theory. eds. M. Hawkesworth & L. Disch, 407—42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rnstein, K. (1994) Gender Outlaw: On Men, Women, and the Rest of Us. Routledge.
Bradford, N., Rider, G., Catalpa, J., Morrow, Q., Berg, D., Spencer, K., & McGuire, J. (2018) “Creating Gender: A Thematic Analysis of Genderqueer Narra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ism. 20(2/3): 155—168.
Brehob, E. (June 25, 2018) “Are You Still Queer if People Can’t Always Perceive Your Identity?” Slate.
Briggs, R. & George, B.R. (2016). “Science Fiction Double Feature: Trans Liberation on Twin Earth.” Unpublished.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Routledge, 2nd edition.
Chan, V. (September 7, 2017) “Muscle has no kind: a conversation with genderqueer bodybuilder Siufung Law” Still Loud
Chase, C. (1998) “Affronting Reason.” in Looking Queer: Body Image and Identity in Lesbian, Bisexual, Gay, and Transgender Communities, ed. D. Atkins. New York, 205—220. Haworth Press.
Clements, C. (October 27, 2017) “What Does It Mean to Identify as Genderqueer?” Healthline.
Cohen, C. (2005) “Punks, Bulldaggers, and Welfare Queens: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Queer Politics.” In Black Queer Studies: A Critical Anthology, ed. P. Johnson and M.G. Henderson, 21—51. Duk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M. (1983) Smut: Erotic Reality/Obscene Ide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mbroff, R. (2016) “What Is Sexual Orientation?” Philosopher’s Imprint 16(3): 1—27.
Dembroff, R. (October 30, 2018) “Why Be Nonbinary?” Aeon Magazine.
Dembroff, R. (forthcoming) “Real Talk on the Metaphysics of Gender.” Philosophical Topics.
Dembroff, R. & Saint-Croix, C. (2019) “‘Yep, I’m Gay’: Understanding Agential Identity.” Ergo 6(20): 571—599.
Dembroff, R. & Wodak. D. (2018) “He/She/They/Ze” Ergo 5(14): 371—406.
Diamond, L,M, and Butterworth, M. (2008) “Questioning Gender and Sexual Identity: Dynamic Links Over Time.” Sex Roles 59: 365376.
Dowling, A. (February 24, 2017) “Meet TV’s First Non-BinaryGender Character: Asia Kate Dillon of Showtime’s ’Billions’.” Hollywood Reporter.
Epstein, B. (2009) “Ont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Synthese. 166(1): 187—213.
Ferguson, S. (June 5, 2017) “The Importance of Non-Binary Models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TeenVogue
Fraser, N. (1998).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Politics: Re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3—67.
Fricker, M. (2007)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ye, M. (1983)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 Crossing Press.
Galupo, M., Pulice-Farrow, L., & Ramirez, J. (2018) “’Like a Constantly Flowing River’: Gender Identity Flexibility among Non-binary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In Identity Flexibility During Adulthood: Perspectives in Adult Development, ed. J.D. Sinnott, 163—177. Springer.
Garber, M. (1992) Vested Interests: Cross-dressing and Cultural Anxiety. Routledge.
“Genderqueer.” (Accessed June 6, 2018) Merriam-Webster.com.
“Genderqueer”. (Accessed February 28, 2020).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Green, J. (2004) Becoming a Visible Man.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Greenberg, Z. (Oct. 24, 2017) “When a Student Says, ‘I’m Not a Boy or a Girl’.” The New York Times.
Halberstam, J. (1998) Female Masculin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lperin, D. (1995) Saint Foucault: Towards a Gay Hag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slanger, S. (2016) “What is a (Social) Structural Explanation?” Philosophical Studies. 173(1):113—130.
Haslanger, S. (2012) “Gender and Race: (What) Are They? (What) Do We Want Them To Be?” In Resisting Reality: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ritique, ed. S. Haslanger, 221—24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sse, M. (September 20, 2014) “When No Gender Fits: A Quest to be Seen as Just a Person.” The Washington Post.
Heyes, C. (2003) “Feminist Solidarity after Queer Theory: The Case of Transgender” Signs 48(4): 1093—1120.
Hird, M.J. (2002) “For a Sociology of Transsexualism.” Sociology 36(3): 577—595.
Howell, K. (June 26, 2018) “Gender Can Be Both Liberating And Stiﬂing At The Same Time.” [video] Hufﬁngton Post
James, S.E., Herman, J.L., Rankin, S., Keisling, M., Mottet, L., & Anaﬁ, M. (2016). “The Report of the 2015 U.S. Transgender Survey.”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ransequality.org/sites/default/ﬁles/docs/USTSFull-Report-FINAL.PDF
Jenkins, K. (2016) “Amelioration and Inclusion: Gender Identity and the Concept of Woman.” Ethics 126(2): 394—421.
Jenkins, K. (2018) “Toward an Account of Gender Identity.” Ergo 5(27): 713—744.
Kusalik, T. (2010) “Identity, Schmidentity” In Gender Outlaws: The Next Generation. Eds. K. Bornstein and S.B. Bergman. Berkeley: Seal Press.
McKitrick, J. (2015) “A Dispositional Account of Gender.” Philosophical Studies 172(10): 2575—2589.
Medina, J. (2012) “Hermeneutical Injustice and Polyphonic Contextualism: Social Silences and Shared Hermeneutical Responsibilities.” Social Epistemology 26(2): 201—220.
Mo Interview (2018). Email correspondence.
Nagoshi, J., Brzuzy, S., & Terrell, H. (2012) “Deconstructing the Complex Perceptions of Gender Roles, Gender Identity, and Sexual Orientation Among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Feminism & Psychology 22(4): 405—422.
“Nonbinary.” (Accessed June 6, 2018) Merriam-Webster.com. Papisova, V. (February 12, 2016) “Here’s What it Means When You Don’t Identify as a Girl or a Boy.” Teen Vogue.
Paul, L.A. (2012) “Metaphysics as Modeling: the Handmaiden’s Tale.” Philosophical Studies 160(1):1—29.
Penny, L. (October 31, 2015) “How to be a Genderqueer Feminist.” BuzzFeed News.
Petrow, S. (May 9, 2016) “Don’t Know What ‘Genderqueer’ Is? Meet Someone Who Identiﬁes That Way.” The Washington Post.
Rich, A. (1980)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Signs 5(4): 631—60.
Richards, C., Bouman, W.P., Seal, L., Barker, M.J., Nieder, T.O., & Tsjoen, G. (2016) “Non-binary or Genderqueer Gender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28(1): 95—102.
Rimes, K.A., Goodship, N., Ussher, G., Baker, D., & West, E. (2018) “Non-binary and Binary Transgender Youth: Comparison of Mental Health, Self-harm, Suicidality, Substance Use and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ism.
Salamon, G. (2010) Assuming a Body: Transgender and Rhetorics of Material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erano, J. (2016) Whipping Girl: A Transsexual Woman on Sexism and the Scapegoating of Femininity (2nd ed.). Seal Press.
Singh, A. (2013) “Transgender Youth of Color and Resilience: Negotiating Oppression and Finding Support.” Sex Roles 68(11-12): 690702.
Sopelsa, B. (March 27, 2017) “AP Stylebook Embraces ‘They’ as Singular, Gender Neutral Pronoun.” NBC News.
Steinmetz, K. (March 16, 2017) “Beyond ‘He? or ‘Sh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TIME Magazine.
Stoljar, N. (2011) “Different Women. Gender and the RealismNominalism Debate.” In Feminist Metaphysics: Explorations in the Ontology of Sex, Gender and the Self, ed. C. Witt, 27?46. Springer.
Stryker, S. (1994) “My Words to Victor Frankenstein Above the Village of Chamounix: Performing Transgender Rage.” GLQ 1(3): 237—54.
Sveinsdottír, Á. (2011) “The Metaphysics of Sex and Gender.” In Feminist Metaphysics: Explorations in the Ontology of Sex, Gender and the Self, ed. C. Witt, 47—65. Springer.
Talusan, M. (November 20, 2017) “This is What Gender-Nonbinary People Look Like.” Them.
Tan, X. (manuscript) “Does Transness Travel? Should it? And How?”
Warren, J.C., Smalley, K.B., & Barefoot, K.N.. (2016)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Transgender and Genderqueer Individu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ism 17(3—4): 114—123.
Watson, L. (2015) “What is a ‘Woman’ Anyway?” Logos Journal 14(2—3).
Weiss, S. (February 15, 2018) “9 Things People Get Wrong About Being Non-Binary.” Teen Vogue.
White, A.E., Moeller, J., Ivcevis, Z., & Brackett, M.A. (2018) “Gender Identity and Sexual Identity Labels Used by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A Co-Occurrence Network Analysis.” Psychology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versity 5(2): 243—252.
Wilchins, R. (2017) Burn the Binary!: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litics of Trans, Genderqueer and Nonbinary. Riverdale Avenue Books.
Witt, C. (2011). The Metaphysics of Gen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ttig, M. (1992) “The Straight Mind.” In Out There: Margin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s, eds. R. Ferguson, M. Gever, T.T. Minh-ha, C. West, 51—58. The MIT Press.

六. 笔记 #

许多文化并没有占主导地位的二元性别系统，如印度尼西亚的布吉人（Bugis）和美洲原住民的大平原部落（Native American Great Plains tribes）。
支持这一说法的经验式证据可见怀特等人（2018年，244页）【White et al. (2018, 244)】。
数据来源：谷歌趋势（www.google.com/trends）。
中文暂无合适译法，尽管“他”确实有包含各种性别的含义但是现在这个字符的文化意义早是霸权式的“男性”。——译者注
“性别酷儿” & “非二元”（2018年），索佩尔萨（2017年），帕皮索瓦（2016年），格林伯格（2017年）【“genderqueer” & “nonbinary” (2018), Sopelsa (2017), Papisova (2016), Greenberg (2017)】。
截至本文撰写之时，已有十六个州提供了非二元性别标记，另外还有纽约市和哥伦比亚特区。
引用斯坦梅茨（2017年）【Steinmetz (2017)】。
见，例如，哈斯兰格（2012年），詹金斯（2016年），斯文斯多蒂尔（2011年）和巴恩斯（即将出版）。即使是那些标榜包含跨儿（trans）的性别讨论，也通常忽略了性别酷儿身份潜在的经验和概念。例如，贝彻尔（2009年，2013年），詹金斯（2016年），布里格斯和乔治（2016年）和麦特里克（2015年）。这一点尤为突出，鉴于2015年的美国跨性别调查（United States Transgender Survey）中有百分之二十九的受访者自我认同为性别酷儿。可见詹姆斯等人（2016年，44页）。在这种疏忽中，哲学并不是唯一的。可见萨拉蒙（2010年，95页）对女性研究的类似批评。【英文名依次为 Haslanger, Jenkins, Sveinsdottír, Barnes, Bettcher, Jenkins, Briggs & George, McKitrick, James et al., Salamon】。
尽管登布罗夫和沃达克（2018年）【Dembroff & Wodak (2018)】。和登布罗夫（2018年）【Dembroff (2018)】为例外。请注意，在本文中，我用斜体来标记社会种类，用单引号来标记术语，例如，genderqueer 和 ‘genderqueer’。——作者注

本文的翻译将会才采用加粗字体来代表原文中的斜体（社会种类），如，性别酷儿 对应 genderqueer；原文加粗的字体则会采用加粗加下划线的形式，如，二元论轴心 对应 Bianry Axis；其余标点符号的使用将跟随原文（作为术语使用），如，‘性别酷儿’ 对应 ‘genderqueer’；另外，【】内容为译者加注。——译者注

正如弗里克（2007年, 1页）【Fricker (2007, 1)】所定义的，解释学上的不公正（Hermeneutical injustice）发生在“当集体解释资源的差距使某人在理解其社会经验时处于不公平的劣势时”。梅迪纳（2012年）和阿皮亚（1994年）【Medina (2012) and Appiah (1994)】探讨了更多关于解释学上的不公正的扩展概念，其中包括关于一个被压迫群体的集体解释资源的空白使该被压迫群体的社会劣势永久化的情况（如，白人无知（white ignorance）【所造成的】）。我认为关于非二元种类的空白问题在这两方面都有体现。
用弗雷泽（1998年）【Fraser (1998)】的解释（account），这可以理解为获得参与式平等，或在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作为同伴与TA人（others）互动所需的条件。
我特意使用‘模型’这个词。如保罗（2012年）【Paul (2012)】，我赞同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专注于为特定的解释目的建立理论模型，而不是构建（真实的）定义。
见莱姆丝等人（2019年）、加卢波等人（2018年，5页）、布拉德福德等人（2018年，8页）和沃伦等人（2016年）。按照海耶斯（2003年），参看史赛克（1994年），我用‘跨儿（trans）’一词来指代“被实践者们视为重要的生命计划（life projects）的多种形式的性（sex）以及性别（gender）的跨越和混合”。我用‘跨二元（trans binary）’来指代那些身份认同只处于（identify exclusively within）男性/女性（male/female）二元的跨儿。【英文名依次为 Rimes et al. (2019), Galupo et al. (2018, 5), Bradford et al. (2018, 8), and Warren et al. (2016)；Heyes (2003), cf. Stryker (1994)】。
威尔钦斯（2017年，80页）【Wilchins (2017, 80)】。
出处同上（Ibid.）。
在此，我同情库萨里克（2010年, 56页）【Kusalik（2010, 56)】对“性别酷儿”的语义学缺乏“迷恋”（fascination）。也就是说，我也同意科恩（2005年, 34页）【Cohen (2005, 34)】的观点，即社会身份“对一个人的生存很重要”，并且认为基于这个原因，提供与特定身份标签相关的群体的实质性模型（substantive models）是很重要的。
常见的翻译为“双性同体的”、“中性化的”、“非男非女的”、“雌雄同体的”，这里偏向使用“性别气质不明显”这一稍微冗长的译法，而前文中的“androgyny”为了“nonbinary”对应，译为双性同体，之后几处会以“双性同体的性别气质不明显的”作为翻译，有些地方只用“双性同体（的）”的译法；另外，纯粹生物意义上“性（sex）”更加不是二元的也不能被简化成外生殖器二元，这点读者可参考 Anne Fausto-Sterling，Iain Morland，Claire Ainsworth 等人或《自然》等科研期刊。——译者注
我在此将重点放在建构主义对性别的解释上，而非生物本质主义。即使一个人是生物本质论者，但，很明显这种方法也不足以分析性别酷儿。虽然有些间性人（intersex）是性别酷儿，但作为间性人既不是作为性别酷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见，例如，魏斯（2018年）【Weiss (2018)】。
正如巴恩斯（即将出版）【Barnes (forthcoming)】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些是主要的方法，但有些理论不属于这个分类法的范畴，如斯托利亚尔（2011年），布里格斯和乔治（2016年)，和巴赫（2012年）【Stoljar (2011), Briggs & George (2016), and Bach (2012)】。
西奥多·巴赫（2012年）【Theodore Bach (2012)】为一种性别观辩护，认为性别是“具有历史本质的自然种类”——这种观点很难被置于外在论/内在论分类学中。在巴赫看来，作为，例如，一个女人，就是被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社会机制所塑造成为女人的历史范例（exemplars）的再生产，从而发挥（perform）与女人相对应的社会功能。那么，在巴赫的观点中，某个人可能是跨男（trans man）然而——根据巴赫的分析——却被“建构为一个女人（a woman）”（260页）。此外，鉴于男人和女人是一个人可以被社会化的唯一种类（在西方文化中），所有的性别酷儿者们（被社会化为女人或男人）都不会在巴赫的分析中得到体现。
我在这里标记了一个观察，在大多数关于性别的哲学理论中，一个关于种类构成的问题（例如，什么构成了女人种类和男人种类？）被假定紧缩为一个关于成员条件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女人种类和男人种类的成员条件？）。正如我在第四节中所讨论的，我认为这种假定是错误的。
见克莱门特（2017年）【Clement (2017)】和维基百科上的“性别酷儿”词条。
见，如，道林（2017年），弗格森（2017年），和彼得罗（2016年）【Dowling (2017), Ferguson (2017), and Petrow (2016)】。
见照片墙（Instagram）上的标签“这就是非二元的样子（#thisiswhatnblookslike）”。
关于跨儿身份认同（trans identiﬁcations）与违反异性恋霸权常态的（heteronormative）性别期望和角色之间的联系的更多证据，见戴蒙德和巴特沃斯（2008年）和格林（2004年）【Diamond & Butterworth (2008) and Green (2004)】。另见Nagoshi 等人（2012年，405页），在该研究中，参与者们将TA们的（their）性取向与TA们的性别认同“动态式地相关联（dynamically related）”，这表明，对这些人来说，作为非二元往往排除了作为‘直人’或‘同性恋’。
这些描述与巴恩斯（即将出版）【Barnes (forthcoming) 】对 ‘性别局外者（gender outlier）’和 ‘性别混淆者（gender confounder）’的描述有相似之处。巴恩斯（Barnes）赞同萨利·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2012年）的观点——性别是一个等级制度，根据人们的被认为的特征（perceived features）以不同的方式对人们进行社会定位，巴恩斯将性别局外者和混淆者描述为那些由于被（分别）认为是试图在二元性别角色之间转换的或是双性同体的（androgynous）从而系统性地（systematically）处于从属地位的人。
塔鲁桑（2017年）【Talusan (2017)】，着重点为【原作者】所加（emphasis added）。
塔鲁桑（2017年）【Talusan (2017)】，魏斯（2018年）【Weiss (2018)】。
魏斯（2018年）【Weiss (2018)】。
实证讨论见布拉德福德等人（2018年）【Bradford, et al. (2018)】。

31. “Butch”这一词实际上承载的不只是女同性恋（单偶、多偶或其它）关系中较男性化者，更有着女性式男性气质（female masculinity）的意义。——译者注

沃森（2015年）【Watson (2015)】。
一个更进一步的规范式的担忧尤其出现在性别酷儿的双性同体性别气质不明显（androgyny）方面：对于许多身体尺寸和形态，双性同体性别气质不明显（androgyny）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达得的。处于这种地位的人们将被直白地禁止通达（access to）性别酷儿。
例如，见魏斯（2018年）【Weiss (2018)】，其写道，对TA来说，成为性别酷儿意味着“拒绝整个关于性别的概念”。
例如，魏斯（2018年）【Weiss (2018)】引用凯利·坎特雷尔（Kelley Cantrell）的话说：“我希望人们不会因为我如何呈现（present）而自动使用她/她的（she/her）的代词……TA们需要停止性别化（gendering）人们的呈现方式（presentation）。”正如纳奥米·舍曼（Naomi Scheman）向我指出的那样，结束基于呈现方式的性别化的抗辩呼吁（plea）是重要的，因为它揭示了一种政治立场——无论是否有意——对每个人的性别都有影响（implications）。
海塞（2014年）【Hesse (2014)】, 强调为我所加。
另见豪厄尔（2018年）【Howell (2018)】的视频“性别既可以是解放的同时也可以是窒息的”（Gender Can Both Be Liberating And Stiﬂing At The Meanwhile），其中一位受访者评论道：“仅仅因为我涂上了口红，并不意味着我是一种东西或另一种东西，因为有人决定一块颜料‘属于’一种性别。”
“性别身份”的语言作为一个人的性别的决定因素（determiner）——尤其是性别酷儿，在跨儿友好的语境中是普遍的（standard）。见魏斯（2018年）【Weiss, (2018)】和塔鲁桑（2017年）【Talusan (2017)】，以及诸如 http://genderqueer.me 或者 http://beyondthebinary.co.uk 这样的性别酷儿网络平台。
詹金斯（2018年，714页）【Jenkins (2018, 714)】。
在贝彻尔（2009年，2013年）【Bettcher (2009, 2013)】看来，一个人的性别是基于存在主义式的（existential）自我认同（self-identiﬁcation），我理解为基于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谁，真的是谁（takes themself to be, really）”，并与一个人的“行为原因（reasons for acting）”紧密相连。根据对贝彻尔（Bettcher）观点的解释，它要么是在应用于性别酷儿时遇到了许多同样的我对麦特里克（2015年）（McKitrick, 2015）和詹金斯（2016年）（Jenkins, 2016）的解释（account）所提出的担忧，要么是一种与我在第四节中提出的积极性解释相关联的观点，但更多的是个人主义的且不那么政治性的。
见，例如，麦特里克（2015年，2580页）【McKitrick (2015，2580)】对本质主义担忧的明确拒绝。
这个概念的精确表述如下：“x 是性别 G 当且仅当 x 有（足够多，足够强）的倾向 D1…Dn 在 S1…Sn 的情况下以 B1…Bn 的方式表现（behave），并且相关的社会群体认为在 S1…Sn 的情况下以 B1…Bn 的方式表现是 G”。（麦特里克 2015年，2581页）【McKitrick (2015, 2581)】。
詹金斯（2018年）【Jenkins (2018)】。
詹金斯（2016年，413页）【Jenkins (2016, 413)】。
詹金斯（2016年，412页）【Jenkins (2016, 412)】。詹金斯（Jenkins）在这里跟随哈斯兰格（Haslanger），从外在论的解释（account）理解性别群体。
詹金斯（Jenkins）使用的是‘非二元（nonbinary）’这一术语，而不是性别酷儿，并将这一观点更正式地表述为：“S 有非二元的性别身份，当且仅当 S 的内部‘地图（map）’的形成既不是为了指导（guide）被标记为女人的人了解在该语境下作为一个类别（class）的女性所特有的社会或物质现实，也不是为了指导被归类为男人的人了解在该语境下作为一个类别的男性所特有的社会或物质现实。”（詹金斯 2016年，411页，注脚40）【Jenkins 2016, 411, fn 40】。另见詹金斯（2018年）（Jenkins, 2018）。
詹金斯（2018年）【Jenkins (2018)】。强调为原文。
詹金斯（Jenkins）认为，出于这个原因，在特定的（given）语境下，某人可能拥有不止一种性别身份。
安德勒（2017年）【Andler (2017)】对詹金斯（Jenkins）关于性别身份的解释（account）提出了类似的担忧。
魏斯（2018年）【Weiss, (2018)】
出处同上（Ibid.）。
佩妮（2015年）【Penny (2015)】。
回想一下詹金斯（2018年，729页）【Jenkins (2018, 729)】的观点，一个非二元者会独特地感受到有性别标记（gender-marked）的厕所是“充满压力和危险的不舒服的地方”。注意，这同样适用于一个性别不遵从的（gender nonconforming）女人或男人，一个双性同体的性别特征不明显的（androgynous）女人或男人，或者甚至是一个不喜欢待在有性别标记的空间里的性别遵从的（gender conforming）女人或男人。
加卢波等人（2018年）【Galupo, et al (2018)】参与者们偏好的性别标签在括号内。
出处同上，18页（Ibid., 18）。
出处同上（Ibid.）。
这个提议是对麦特里克（2015年）【McKitrick (2015)】的改编，麦特里克（McKitrick）并不强调跨儿友好（trans-friendly）语境也不讨论性别酷儿者们。如果不强调这一点，出于希望明确的原因，该提案将更加偏离目标：在占据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没有任何行为会将某人标记为性别酷儿，因为这一范畴（category）在那些语境中是不被承认的。
麦特里克（2015年，2581页）【McKitrick (2015，2581)】。
虽然不是以倾向性为设定框架（framed dispositionally），但瑞琪·威尔钦斯（2017年，101）【Riki Wilchins (2017, 101)】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对于非二元者来说，说自己是‘非二元’的身份认同行为…是身份的核心”。
这些主张（assertion）还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出现，包括书写、手语等等。许多非二元年轻人依赖社交媒体，如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或油管（YouTube）来传达TA们的性别身份认同（gender identiﬁcation）。见辛格（2013年，698页）【Singh (2013, 698)】。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社会成本很低的情况，但在去除所有成本后就更明显了。
在这里我不同意霍尔珀林（1995年，62页）【Halperin (1995, 62)】的观点，其认为虽然像‘酷儿’这样的身份在异性恋霸权常态（heteronormativity）之外创造了团结，但它必须是“没有本质的身份”。意识形态不稳定化（ideological destabilization）的集体作用可以（但不需要）为这些身份提供一种本质。
这类更普遍的假设经常在更广泛的形而上学中出现。例如，关于人或因果律（causation）的形而上解释（mataphysical account）通常只提供一个关于某物成为一个人的实例（instance）或因果律的实例所需要的解释。在此，我保留对这类假设在其它形而上学领域的优点的判断。
见，例如，爱泼斯坦（2009年）【Epstein (2009)】和哈斯兰格（2016年）【Haslanger (2016)】。
我所说的‘社会’，大致上是指拥有共同的信念、概念和态度的集群（shared clusters of beliefs, concepts, and attitudes）——其形成了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的人们的共同体（communities）。这些集群促进了社会互动；它们使“阐释和组织信息并协调行动、思想和情感”成为可能（哈斯兰格 2016年，126页）【(Haslanger 2016, 126)】。它们也可以被个体化（individuated）且伴随或多或少的细微调整。我所说的‘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指的是在一个社会中拥有最大社会力量的对于性别的信念、概念和态度，并将（通常是不加思索地）它们共同的认知的、概念的和情感的系统强加给不那么强大的社群（communities）。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论证可见登布罗夫和沃达克（2018年）【Dembroff & Wodak (2018)】。
当然，这与观察到的是一致的，许多这个种类的成员由于感受到的或渴望的具现或角色，也参与了存在性动摇。然而，我在此认真对待许多性别酷儿者们提出的主张——即不存在属于性别酷儿的特定具现或社会角色。
感谢艾丽西娅·福勒（Alicia Fowler）提醒我注意宗教促动的对二元论轴心（the binary axis）的抵抗的可能性。宗教原则激起的非二元范畴诉求（category-claims）的例子是嵌套式批判性性别种类（nested critical gender kinds）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这个人的行为也可能是被她自己的性别角色在（例如）鼓励男性式男性气质（male masculinity）方面的信念所激励，她也可能因此参与了对这种观念的存在性再稳固（existential restabilizing）。
在本文中，我将‘西方（Western）’作为一种不完善的简略措辞，同时也承认到这个词是有缺陷的——见，例如，阿皮亚（2016年）【Appiah (2016)】。如果读者更喜欢谈论，例如‘全球北方（the Global North）’或‘后殖民社会（postcolonial societies）’，TA们可以用TA们偏好的术语替换。
这幅图画描明显偏离了 Tan（目前为手稿）对“性别的后殖民理解”的描述，但灵感来源于其。
二元论轴心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约束和连结了生物轴心和目的论轴心的内容。基于这个原因，认为性别酷儿者们拒绝这一观念——即大多数人具有，比如，阴茎或阴道——是错误的：在拒绝二元论轴心时，TA们是在挑战生物轴心、目的论轴心和等级制轴心背后的概念框架。见登布罗夫（2018年）【Dembroff (2018)】。
在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情况下，生物性被理解为一个由外生殖器决定的或可被简化概括成外生殖器（external genitalia）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与二元论轴心相结合后，这个轴心抹去了出生时就具有违抗专有分类为男性或女性的生殖器的人【译者注：比如间性人】。这并不是我对这轴心的描述的缺点；相反，我的描述准确地刻画了导致这些人被抹除的普遍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出生时带有所谓“模糊生殖器”的儿童进行不必要的医疗干预。见，例如，切斯（1998年）和贝彻尔（2016年）【Chase (1998) and Bettcher (2016)】。
首先，在这里我按照——性别在西方语境下“传统上被认为是基于一种二元论的、强制性的系统，将社会特性（social characteristics）归因于性解剖学，人类从出生起就根据外生殖器被划分为男性与女性。”——的女性主义理论但在其中做出区分 (Nagoshi 等人，2012年，407页, 引用自豪斯曼（2001年））。进一步的讨论见威特（2011年）、弗莱（1983年）和威蒂格（1992年）等很多很多人。塞拉诺（2016年，100页至113页）以“对立的性歧视（oppositional sexism）”和“传统的性歧视（traditional sexism）”为标签进一步发展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对立的、分等级的这一观点。其次，请注意其它交叉的社会身份——如种族、阶级、性取向和障碍（disability）——往往剥夺或阻止人们获得这些所谓的“自然”特征，使其变得是“非自然的”与贬值的。【英文名依次排列：Nagoshi et al, Hausman, Witt, Frye, Wittig, Serano】
虽然动摇的各种对象是相容的，但有些群体将它们视为专有的。例如，一个反跨活动家的立场是，动摇社会轴心对于动摇生物与二元论轴心是不相容的。
例如，见芮琦（1980年）和霍伯斯坦（1998年）【Rich (1980) and Halberstam (1998)】。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性别酷儿者们都在这个理论外表（guise）下抵抗二元论轴心。大多数情况下，TA们只是简单地拒绝——TA们必须被整齐且永久地归类为男人或女人，TA们必须遵守二元的性别分类的——这样的想法。这与我们熟悉的女性主义观点“个人的就是政治性的”相呼应：即使一个性别酷儿者没有（例如）将性别中立代词的使用概念化为在实质上是政治性的，它就是政治性的，正如使用性别特定的（gender-speciﬁc）代词也是如此。
与此相关的是，它表明性别酷儿将不会存在于一个对非二元者们极为无知以至于非二元者们不能对二元论轴心构成一种动摇威胁的世界中。正如‘只有两种性别！’已经成为右翼的战斗口号所证明的，那个【前文描述的对非二元者无知的，译者注】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
塔鲁桑（2017年）【Talusan (2017)】。
虽然我在这里没有空间来探讨这个观点，但这观点表明，对批判性性别种类的讨论与解释学上的不公正（hermeneutical injustice）之间存在着富有成效的交集，正如弗里克（2017年）【Fricker (2007)】所描述的那样。
幸亏豪尔赫·梅内塞斯（Jorge Meneses）就这一点向我施加压力。
我认为这种方法（approach）很好地符合性别酷儿无视和/或打破性别规则的共同感识。正如一位性别酷儿者在豪厄尔（2018年）【Howell (2018)】中评论道：“如果性别规则不真正存在，我就是人们会成为的样子。”
其它性别中立的语言也是如此——例如，使用‘人类’而不是‘男人’或‘女人’，使用‘养育者（parent）【也可译为“家长”，译者注】’而不是‘母亲’或‘父亲’，或者使用一个选定的、性别模糊的名字而不是自己的出生名。鉴于语言和现有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我认为，生成性别中立的语言在服务于打破二元论轴心方面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见，例如，威蒂格（1992年，55页）【Wittig (1992, 55)】：“我们必须对这些关键概念，也就是对我们而言具有策略意义的概念进行政治变革。因为存在着另一种物质性的秩序，即语言的秩序，而语言是由这些策略性的概念从内部运作的。”
越轨（transgressive）的性别美学是酷儿化性别（queering gender）的一种悠久传统。例如，玛乔丽·嘉伯（1992年）【Marjorie Garber (1992)】讨论了异装喜好（transvestism）认为它不仅对性别二元论，而且也对性别范畴化的稳定性都制造了危机。另见 Chan (2017年) 关于健身作为一种性别酷儿美学的讨论。
Mo，一位被指派生物性别为女性（female-assigned）的性别酷儿者，描述了这种性别酷儿性（genderqueerness）的体现（enactment）。“我对自己性别的感受并不取决于[我是如何被察觉看待的]”，TA说，“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我对TA人的认同（包括男人和女人，以及各个跨儿者们）和我如何与我的家庭（作为丈夫和爸爸）相关联，等等。” can见 Mo 的采访（2018年）。（为了保持匿名，Mo 的姓氏被省略了）。
性关系的任何酷儿化通常都会受到主流文化最强烈的负面反应。根据玛瑞·戴维斯（1983年）【Murray Davis (1983)】的观点，这是因为这些性别违规（gender violations）直接对TA人根据二元论性规范（binary sexual norms）组织其生活的普遍依赖发起了挑战。引用于伯恩斯坦（1994年，72页）【Bornstein (1994, 72)】。
Nagoshi 等人（2012年）提供了关于性别与性身份（gender and sexual identities）之间密切关系的定性实证数据（qualitative empirical data）。在一位性别酷儿参与者 AJ 的报告中，“我身份认同为酷儿，就像我的性身份（sexual identity）一样…我不认为真正存在二元论。所以我甚至不会说双性恋，因为这仍然承认存在一个二元论系统（binary system）。”(417页)。进一步的实证讨论，见布拉德福德等人（2018年，4页）【Bradford et al. (2018, 5)】。关于性别与性身份之间的关系的哲学讨论，也可见登布罗夫（2016年）【Dembroff, (2016)】。
与上述所有内容一样，空间转换也是打破二元性别规则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流动地辨识二元性别规则的方式：“[遍及性别规则的流动性产生了] 一种能力，可在任何时间长度内，以任何变化，自由地、有意地成为繁多的性别中的一种或多种。性别流动性不承认性别的边界或规则”（伯恩斯坦 1994年，52页）【(Bornstein 1994, 52)】。
关于性别酷儿表达的各种策略的实证数据（empirical data），见理查德等人（2016年）【Richard et al. (2016)】。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提议可能会被认为是本着巴特勒（Butler）（1990年）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精神，或者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个人的性别是被创造的并通过“反射自我作为客体的影像（reﬂecting back images of the self as object）”而维持的（赫德 2002年，585页）【(Hird 2002, 585)】。
豪厄尔（2018年），布雷霍布（2018年）【Howell (2018), Brehob (2018)】。
登布罗夫和圣克罗伊（2019年）【Dembroff & Saint-Croix (2019)】将这种内化的和外化的身份之结合称为“主观能动身份（agential identity）”，或者说是自我-知觉与社会-知觉之间的桥梁（the bridge between self- and social-perception）。
豪厄尔（2018年）【Howell (2018)】。
见登布罗夫（即将出版）【Dembroff’s (forthcoming)】对“本体论压迫（ontological oppression）”的讨论。
布雷霍布（2018年）【Brehob (2018)】。
威尔钦斯（2017年，102页）【Wilchins (2017, 102)】。
出处同上（Ibid.）。
非常感谢 Matt Andler、Elizabeth Barnes、Joanna Blake-Turner、Michael Della Rocca、Brian Earp、Alicia Fowler、Daniel Greco、Austen Hall、Katharine Jenkins、Sam Lebens、Moya Mapps、Laurie Paul、Cat Saint-Croix、Naomi Scheman、Yuan Yuan、我2018年秋季女性主义哲学课程的学生，以及在麻省理工学院（MIT）、2018年的活动 Minds of Our Own、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塔夫茨大学（Tufts）、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罗格斯大学（Rutgers）、耶鲁大学（Yale）和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听众读者们，对本文早期版本极有帮助的反馈。